资深外交官林致昌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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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第二、三、四、五届领导班子重要成员；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林致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6日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

林致昌，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是一位资深外交官。

林致昌生于 1931 年，广东揭西棉湖镇人。1937 年进棉湖中心小学，后在揭阳一中、二中、汕头聿怀中学、礐光中学等地读书，1950 年加入青年团。抗美援朝开始后，在汕头团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对礐石岛上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斗争和宣传群众工作。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汕头市人民代表会议。

以副会长林致昌（右一）为团长的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代表团参加在澳门召开的第13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1951 年林致昌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政法系，随即按照中南教育部的决定，法学院全体师生都到湖北石首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着名经济学家马则民院长任工作团团长，师生分若干工作组。林致昌任工作组副组长。他从小在城镇长大，加之当地的农村极度贫困，语言又不大通，工作和生活遇到许多困难。通过实践，他真切体会到党的土改政策的正确，而且进一步懂得通过土地革命解决「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真理。在近半年中，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深入群众，与当地干部密切合作，在区党委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任务，受到了区党委的好评。1951 年底返校，当时，正逢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他被指定负责对系领导的清查工作，随后，被选为政法系的团支部书记，并被列为发展新党员的培养对象。1952 年 7 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8 月，林致昌被选派赴苏联留学，9 月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因外交工作需要，被派往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法律系学习。

1959 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法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担任中国留保学生中共支部书记兼学生会主席；还经常在假期被使馆派去接待中国访问保加利亚的各种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56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由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章伯钧、张治中等组成的人大代表团到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国访问。林致昌被指定为主要翻译之一，工作受到了好评。通过这些接待工作，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取得初步经验。

1989年初，林致昌在汕头市召开两省四个特区外事座谈会

1992年，林致昌主持中南六省区外办主任第五次联繫会议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又转到西安政法学院。数月后调外交部工作，在苏联东欧司任科员，负责对保加利亚的工作并为领导做保语翻译。他曾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作过翻译。「文革」期间，在最混乱的时期，林致昌被分配在「业务班子」参加外交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苏联东欧司只有 13 名工作人员，人少事多，工作十分繁忙。他除负责对保加利亚工作外还参与对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工作，特别是调研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1970 年还被指派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这段繁重工作使他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了显着提高。

1973年，在外交部招待会上与保加利亚最高法院院长交谈

1987年，林致昌夫妇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宴请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和夫人

1973 年，林致昌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历任三秘、二秘和研究室主任。1979 年回国后任苏联东欧司综合调研组组长、综合处处长。1984 年被国务院任命为驻保加利亚使馆政务参赞。先后参与接待了党中央的代总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的到访。期间，由于他发挥曾留学该国的优势，积极利用各种关係，广交朋友，工作卓有成效。他还与中国驻巴尔干各国和东欧国家使馆的同事交流情况，分别写出巴尔干和东欧地区的形势报告，受到国内的好评。当结束三年任期，大使为他举行告别酒会时，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雅•拉德夫偕夫人前来出席。参加酒会的还有国民议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夫妇、副外长、党的外联部副部长等，规格大大超过一般各国大使离任的酒会。

国务院外办换届，受到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万里、姬鹏飞、吴学谦等的接见并合影

林致昌作为顾问参加以副总理黄华为团长的代表团访日

1987 年 10 月回国后，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88 年 1 月，林致昌调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89 年，被任命为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直至 1995 年退休。外事办公室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外事办事机构，主要负责审核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报中央和国务院的外事请示报告。林致昌调任此职，可以说是他工作的一次改变，即从直接干外交同外国打交道，到间接干外交。在中南海工作，林致昌经常有机会参加、列席各种会议，经常接触中央领导同志，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对请示报告的批示，学习中央政策，了解全局情况，体会中央领导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经常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进行调查研究。这大大扩大了他的眼界，提高了思想和政治水平。

林致昌率团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第15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林致昌几十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对保加利亚和苏联东欧地区的调研。他对此有较深的体会，他说：外交调研工作就像战争时期的军队侦察员一样，必须随时掌握对手的情况和动向，及时準确地向中央和有关领导提供相关情况和看法，供决策参考。「準确的情况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因此，切不可把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不可靠情况向上反映，更不能根据领导的意图，顺桿爬提供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这个思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党的「拨乱反正」的方针，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林致昌多次书面向外交部领导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建议，纠正长期以来对东欧国家的一些「左」的看法和政策，公开承认他们属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採纳。随后，经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中国于 1982 年在致匈牙利的国庆贺电中正式称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东欧国家也陆续恢复同样称谓，并相继同他们恢复了党际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