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曾拯救百万潮汕侨眷的“生命线”，多的是你不知道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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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汇路，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在原有侨批递送渠道中断的情况下，以诚信为立业之本的潮帮侨批业者为救数百万侨眷于水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开拓出来的跨国侨批递送秘密通道。

东兴汇路西起广西东兴，连接越南、泰国等南洋（即东南亚）诸国；东至汕头，向潮汕、兴梅及闽南部分地方扩散，始于1942年春后，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结束。它的开通不仅给当时濒临绝境的侨眷带来生机，而且在艰苦的磨砺中形成了难能可贵的东兴精神。

2012年10月，笔者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同仁进行了田野调查，可谓“风尘仆仆五千里，倾情追寻东兴汇路”，在亲身的经历中，感到东兴精神的内涵相当丰富，主要是：情系家国、尽心为民，坚韧不拔、迎难而上，正身直行、不畏强暴。现就此作初步阐述。

情系家国尽心为民

潮汕是中国的著名侨乡之一，潮人的海外移民大约始于宋、元、明、清两代呈发展趋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后，潮汕进入向南洋大量移民的新时期，在干隆、嘉庆至道光、咸丰100多年间，从澄海樟林港乘红头船前往暹罗（今泰国）的潮人就有150万之众。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承认中国人出国、外国人到中国招工的合法性。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使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冲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无着落。此时的潮汕地区更是“祸不单行”，洪涝、地震、瘟疫等灾害频频发生，极度贫困的民众无奈走上出洋谋生的道路，导致又一海外移民高潮的形成。

据《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海外侨胞踏上异邦土地时，上无片瓦遮挡，下无立锥之地，赤手空拳拼搏以求生存，有的在码头当苦力，有的在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岭垦植，有下矿井挖矿，有的进橡胶园割胶……，环境非常恶劣，“无奈卖身‘猪仔’行，做牛做马去开荒。蛮烟瘴气鬼作伴，水黑天高望故乡”的民谣便是真实的写照。尽管如此，深受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熏陶的海外侨胞始终坚持“百善孝为先”，牢记“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和妻房”的亲人临别嘱咐，尽快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恪尽赡养亲人的义务。

据统计，截至新中国成立前，潮汕民众依赖海外侨胞寄来的侨批批款为生的，约占这地区总人口的50%左右，有些乡村则占当地总人口的80%上下。假如以侨眷家庭为单位计算，平均每月收到的批款，占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而海外侨胞寄回潮汕地区的批款，每年约有八、九千万元，最高者超亿元。

由此可见，递送侨批的汇路已成为潮汕侨乡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饶宗颐教授在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中便如是说：“但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屋夏十之八九系出侨批资差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

1941年12月，日寇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海上交通被封锁，原来递送侨批的汇路一下中断，长年靠着侨批批款维持生计的广大侨眷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被迫卖田卖屋，其中饿死者甚众，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妻子改嫁，自己则流落他乡，陷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如潮安县，沦陷期间，被日寇杀死和饿死的有11万多人，占抗日战争前全县总人口的18%左右。揭阳县沦陷后饿死的6.8万多人，逃荒的2.4万多人，被拐卖的幼婴、少女2.2万多人。澄海县冠山乡原有9886人，沦陷后被日寇杀害的37人，饿死的1282人，流落他乡的334人，绝户的198户，幸存的只有3668人，仅占抗战前总人口的37%。隆都镇在沦陷期间被日寇杀害和换成客死他乡的达1万多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镇原有70多个自然村，其中50户以下的小村庄30个左右，则出现“一半小村一半荒，一半外逃一半绝（户）”的惨状。

在隆都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民众对侨批汇路中断后的生活状况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83岁的金昂莹说，上北后陈村“一向食番批”，即靠海外侨胞寄回的批款维持生活，在新加坡出生的陈绍添，1941年回上后陈娶妻，再返回。翌年批断、生活无着，其妻便到店市卖旧衣度日，最后无法再支撑下去，只得改嫁他人。他的妹妹则被卖往福建。1974年，陈绍添返乡时，家中已无一亲人。陈林顺家是侨眷，沦陷后因批断失去生活来源，父亲忍痛将他卖往梅县，他妹妹卖往福建。后来，陈林顺跑回自己家乡，赶上土改分田、才定居上后陈。陈武锦是归侨，也因生活无着，只好将自己的海外出生证卖给别人出国，自己则在家乡到处流浪，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来投诚加入人民解放军。下北侨梓里村林书荣一家的境状更惨，从暹罗返回家的他全家七口，在沦陷期间经常是饥不果腹，每到吃饭时，孩子们都抢着拿饭勺去捞稀粥里的地瓜块。他妻子去偷地瓜时，连地瓜藤都拉回来充饥。最后苦撑不下去，就将大女儿卖到梅县，二女儿跟母亲去讨饭，饿死在求乞途中，一个儿子饿死，书荣自己也饿死在家中。南溪村83岁的陈维协说，本村80%的家庭有亲人去暹罗谋生，村里的光大巷里，100%的家庭是靠侨批的批款过活。1942年以后批断，又碰上大旱，大片农田绝收，有的一亩地只收两筒（约两斤）稻谷，许多家庭是“米瓮空空”，用野菜以至小蝌蚪填肚子，饿得乡亲们面黄肌瘦、（儿童）头大。当时的隆都镇驻地店市几乎天天都有死人，善堂收尸都来不及，真是惨不忍睹。

按照当时战乱的状况，潮汕地区侨批局即使宣布彻底歇业，也是无可非议，但良知不泯、坚守职业道德的侨批业者，不忍目睹广大侨眷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顾自身安危，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寻求生路。情系家国、尽心为民，便是东兴汇路能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拓出来的原动力。

坚忍不拔遇难而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九和南洋群岛相继陷落，日寇为了阻止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物资进入中国，严令封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等交通要道。在这样的形势要开拓出跨国的侨批递送通道，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分布在海内外的潮帮侨批业者并没有畏缩不前，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迎着困难上。

开路先锋陈植芳，1941年6月就悄悄地探索新的汇路，首先到了与我国云南省河口隔河相望的老街，因那里铁桥已被炸毁、铁路也被拆除，变成一座死镇，难以成为汇路的据点。便转到谅山的同登，这里虽与广西镇南关（现为友谊关）相隔几百米，但地理、交通条件不理想，他又乘船到当时还是法租界的广州湾（现湛江），因那里的经济状况不适合发展侨批业务，也只好作罢。尽管经过几方周折，陈植芳并没有气馁，便于1942年元旦，顶着寒风前往位于越南东北角的芒街，这里与广西东兴之间，只隔一条百米左右宽的北仑河。他到东兴实地考察，感到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便通过那里的邮局、银行先汇两笔款回潮汕作试探，结果都能顺利送达，从而看到了开辟新汇路的希望。

陈植芳

于是，陈植芳就奔波于南越、宅郡、金边等地，向同行的业者介绍自己考察的情况，动员大家合力开拓新汇路，并带他们前往东兴实地了解，结果，黄泰记、为顺、玉合、佳兴、德兴隆、荣记、集丰、振发行、天和堂、开发行、联兴昌、天兴行等潮帮侨批局，先后加入开拓“东兴汇路”的行列之中，业务范围从越南、柬埔寨扩大到泰国、老挝等国。1942年初，“东兴汇路”在潮帮侨批业者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开始运营。

由魏启峰批局再秘密将侨批派送到已经沦陷的汕头市杉排路玉合批局，转发潮澄饶等乡村侨属

东兴汇路国内的递送路线主要有：广西的东兴——钦州——玉林——贺州（膺扬关）——广东韶关——河源（老隆）——兴宁——揭阳，再进入当时的沦陷区汕头分发；广西东兴——钦州——南宁——来宾——柳州——桂林——湖南衡阳——郴州——广东韶关——河源——揭阳，再进入当时的沦陷区汕头由各县代理店分发。

各国侨批汇集的路线有南越的西堤线，越南的中越线，柬埔寨的金边线，泰国的曼谷线，还有老挝线。各线的侨批局将侨批的批款先兑换成“西贡纸”，集中起来后送到越南河内、海防，与中转的商号结价，然后汇总托付各轮船买办带至芒街，由各侨局驻东兴办事处负责人前往芒街领取（后来由轮船买办直接带到东兴交付）兑换成国币，再由侨批局派员通过“东兴汇路”秘密通道押送回潮汕。

以东兴为秘密输送枢纽的跨国侨批流程图

其中的泰国曼谷线是这样的，当时由于日占区货币流通非常混乱，1943年，泰国到东兴的侨批批款，以金条支付。侨批业者将批款的金条装在象子弹带的袋里，再藏在腰间，清晨从曼谷乘火车，正常情况下经10多小时抵达呵叻，然后乘一天的车到莫肯（乌隆）。在莫肯等汽车再开到泰老边境的那空拍侬，又要花一天时间，然后渡过湄公河到老挝（寮国）的他曲，接着乘车进入越南义安，由义安乘法式轻轨火车抵达河内，在那里的驿站将金条换成中央国币，上火车赶到海防换乘小汽船，经12小时后到越中边境的芒街，一路还得躲避飞机的轰炸。最后在芒街渡过50米宽的小溪便到广西的东兴，将批信和批款交给那里的驿站。

广西一位东兴籍的水客后代，就曾经详细地叙述送批艰辛历程，1943年，他父亲受越南海防有振发行侨批局的委托，与三位同行一起，携带批款从海防出发到芒街，又从芒街过境到东兴，再经过钦州送至南宁。抵达南宁后，就将这大笔批款交给来接应的广东侨批局人员。

他说：“从海防到芒街，再到东兴镇一切都较顺利。但到钦州交界的灵山县时，麻烦来了。当时我父亲与几位同行在当地小旅馆刚往下来，就听见外面枪声响，吓得我父亲和他们赶紧从小旅馆后门跑了。后来听人说，当时是一些士兵抢老百姓的东西，如果不是我父亲他们跑得快，可能会人财两空了。我父亲他们从灵山出来后，因为一路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前往钦州时不敢从大路走，只得走山间小道。本来到钦州只需一天的路程，可我父亲他们走了两天多。到钦州后，我父亲他们休整了几天后又前往南宁，当时他们就听说日本人准备发动豫湘桂战役，试图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建立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交通线。由于战事已迫近，因而一路逃难的人络绎不绝，匪徒和抢劫者甚多，使往南宁的道路变得更难以行走。与我父亲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人因劳累和紧张而病倒了。本来从东兴到南宁只需20多天时间，可我父亲他们到达南宁时已经是走了30多天了”。

据陈植芳回忆，走完东兴汇路全程、往往要花3个月左右的时间。尽管沿途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还要翻山越岭，但侨批业者依然无怨无悔，以一股韧战胜重重困难。据亲身经历的侨批业者估计，1942年7月以后，每月从东兴汇回潮汕的批款约值越南币（即“西贡纸”）1000多万元，对众多侨眷来说如久旱甘霖。

陈植芳先生生前手绘的广西东兴镇地图

正身直行不畏强暴

潮汕侨批业者在开通东兴汇路的过程中，还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日寇的残酷迫害作斗争，坚决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强加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于是便强化对侨批的控制，潮汕侨批业是由日驻汕特务机关长亲自掌握，并且接二连三地制订了相关的规定，其中包括《岭东侨批业商号申请批脚（即侨批派送员）通行证暂行办法》、《岭东侨批业商号登记暂行办法》、《侨批业商号登记申请书》、《侨批业商号担保结状》、《侨批业通行证申请书》、《检查侨批暂行规划》和《岭东侨批业商号申请登记志愿书》、《侨批业通行证许可愿》、《侨批业商号领取侨批申报书、领取批信证明书》、《侨批申报调查书》等一系列严酷的规章、证件和表格。限定寄往沦陷区的侨批，必须通过日系银行、邮政渠道，经日伪的“外交部侨务委员会驻汕办事处”缜密检查后方准放行。侨批抵达沦陷区后，日系台湾银行强制将批款兑换成汪伪发行的“中央储备券”。对寄往沦陷区以外的侨批，一律没收批款、烧毁批信。

日军特务机关封锁、掠夺、焚毁沦陷区侨批的内部文件档案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近30位潮帮侨批局负责人被捕并遭到酷刑，受刑者先被灌入咸鱼露，再灌进自来水，然后，审讯的日寇就站在受刑者鼓胀的腹部用力踩踏。陈植芳则被通令缉捕。然而，这并不能使侨批业者屈服，他们便转入秘密状态，不停地收发侨批。陈植芳则改名换姓，不断穿梭于越南、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潮帮侨批局转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战线拉长、消耗过大，加上1942年6月，日寇在中途岛战役中遭惨败，接着，在同年8月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又受重创，已使它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日寇急于改变这种状况，便进一步加强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由于潮汕“侨民在海外既多数，其所收入金钱亦属至钜……据最近3年间所查的，每次侨批汇回数字，有达至乙千或百万元之钜”，为此，日寇更是盯上了侨批。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的“侨务委员会驻汕办事处”，在8月4日召开了有汕头近40家侨批局负责人参加的“侨批业座谈会”，采取怀柔的手段欺骗、拉拢侨批业者为他们卖命敛财。日寇侵略汕头的山田特务机关长、何“市长”和“驻汕办事处”王主任都到会讲话，他们假惺惺地说，管控侨批业“并非有存如何觊觎利益之心”，而是“为三百万侨胞谋幸福”，且言之凿凿：“惟华侨委托汇兑时，务须用敏捷方法超速与以办理清楚，不生其他枝节”，如发觉“再有敲诈勒索的举动”，“侨务委员会驻汕办事处”定予“从严究办，决不姑宽”云云。但是，日寇在潮汕地区犯下的滔天大罪历历在目，对日寇的国仇家恨仍牢记在心，披着羊皮的狼依然是恶狼，所以，广大的侨批业者软硬都不吃，决不上日伪的当。与会的侨批为负责人便与山田等“智斗”，他们在会上责问，山田们不是说要“为三百万侨胞谋幸福吗，但泰国当局于今年七月份四日以后，仍“对侨批统制，每人只限暹币五十元以下是汇款，因之各批业暂时停顿”，而“新加坡至今无法汇兑”，“安南侨批，自1939（年）以后不能通汇”，与爪哇一带也未能通电（报）通汇等等，这又何解释？当场揭穿日伪的假面具。

会后，潮帮侨批业者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使东兴汇路的秘密通道仍然继续运作，为了确保侨批的安全，时任汕头批业公会主席、万兴昌批局经理许自让，特地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武装护批队，并兼任队长，负责押侨批回家乡。据档案记载，在沦陷前的1938年，汕头批局接收的侨批数量，每月平均为1.79万封，到“侨务委员会驻汕办事处”召开侨批业座谈会以后的1943年，汕头批局接收的侨批数量，全年仅1.4万封，月均接收侨批的数量，仅为1938年月均数量的6.5%。这就表明，东南亚（即南洋）的大量侨批，已被潮帮侨批业者奋力开拓的秘密通道“分流”了，日寇企图控制侨批业为其侵略野心服务的妄想已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