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汕头：一个文化事业高度繁盛的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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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复杂、难以界定的概念。古今中外对文化的定义不下200种。文化是人创造的，创造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完全可以说，凡是人创造的都是文化。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与经济、政治相并列的人类精神活动与知识活动。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文物和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风尚等。我们一般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
文化的构成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划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是文化的两大类型。城市文化又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它具有集聚性、辐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世俗化等特征。
文化事业是指生产社会精神产品，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行业及其活动。
在1860年开埠的强力推动下，汕头迅速崛起，商业贸易十分繁盛，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近代汕头城市文化事业也快速发展，高度繁荣，取得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图书馆、书店、报纸等方面。
一、报业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或电子类出版物，是一种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早在距今2000年前，中国就出现过类似的文书抄本。它是当时官府用以抄发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文件及有关政治情况的刊物，称为《邸报》。欧洲第一份报纸于1358年在挪威问世。
工业革命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
近代汕头开启于1860年。开埠推动了汕头社会的巨大转型，使汕头不断近代化。汕头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社会高度开放，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外国公司与海外华侨纷纷来汕投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汕头埠的文化事业也蒸蒸日上。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载体，从清末到解放近半个世纪，汕头埠的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发展，日益繁荣，成就斐然。
鸦片战争爆发后，欧美教会纷纷以办学校、医院和救济机构等方式来华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在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各通商口岸出版中文报纸，宣传教义。据统计，1815年～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这些由教会或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西方报纸和新闻文化，使国人认识了现代报刊汇集信息、传播新知、指导舆论的各种功能，也让国人懂得如何编辑、排版、新闻采访等办报的技巧和专业业务知识，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学习机会和借鉴作用。
汕头早就有外国人来通商贸易、传教。1860年开埠后，随着西方国家在汕头设领事馆，开银行，建教堂，起医院，办学校，汕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埠的汕头，隶属澄海县管辖，但政治权力十分脆弱，自由化明显；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对汕头产生强烈影响；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汕头青年，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要启发民众觉悟，非借助报纸不可。于是，近代报纸就在商贸繁盛、高度开放、政治环境宽松的汕头埠应运而生了。谢雪影在《汕头指南》指出：“汕市之有报纸始于前清末叶。时当地有志之士，咸知启发民智，非借报纸无以广宣传。”据统计，清末汕头埠报纸有《岭东日报》《潮州白话报》《新中华报》《江潮》等15种。
第一张报纸：《岭东日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1902年5月5日)，知名人士曾杏村、吴子寿等人在汕头育善街开设“岭东阅报所”，收集上海、香港等地的各家报纸供人阅览。接着，由梅县人杨季岳主持，开始创办《岭东日报》，这是汕头历史上第一家报纸，开创了汕头“报界之滥觞”。《岭东日报》每期出8开报纸4页，栏目有论说、上谕、时事辑要、专件、潮嘉新闻、本省新闻、京省新闻、外国新闻等。宣统八年（1911年）停刊。

第一份白话报纸：《潮州白话报》1876年3月30日，上海申报馆印行出版了中国第一份通俗白话报——《民报》。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民族救亡，鼓吹维新变法和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开始创办白话报刊。
《潮州白话报》创办于光绪廿九年十一月初一（1903年12月19日），是汕头埠最早的白话报纸。报社设在存心善堂后座，创办人曾杏村，总编撰杨守愚，编辑有庄一梧、赖淑鲁、曾练仙、蔡树云、钟楚白、蔡惠岩、王慕庵等。该报设有“论说”“潮州新闻”“中外新闻”“教育”“传记”“曲本”“本”“小说”等栏目。内容有①本地经济、实业，如《论潮州有天然地利惜潮州人未能实力兴办》；②地方教育及妇女教育，如《潮州新教育议》《论女学堂当趁紧举办》；③小说连载，如《最新爱国英雄记》；④歌本连载，如《豪杰姻缘》《儿女英雄歌》；⑤曲本连载，如《山西风水案》《印度寻亲记》等。从所设的栏目及各期内容目录看，《潮州白话报》对地方经济、文化高度关注，对民众教育十分重视。特别是设立曲本和歌本这种潮汕妇女最普遍、最通俗和最喜爱的读唱形式栏目，独具特色，使报纸读者群定位更贴近广大普通民众。报纸因此亦颇受读者喜爱，每期销数达二千多份。

地方方言报纸：《潮声旬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曾杏村等人又创办《潮声旬报》，专用潮州话刊登新闻、常识、文艺等。该报风行一时，深受潮汕人欢迎。以后，又改为《双日画报》，社址在外马路存心善堂后座，采用石版印刷，编辑有吴子寿、郑唯一、许唯心、吴梦秋、林国英等。这些当时汕头知名知识分子在报纸刊登文章，直言社会，评论时弊，深受民众喜爱，发行近二千多份。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该报因刊登文章说“光绪为西太后毒毙”，触怒清朝当局，社长兼总编辑曾杏村被捕入狱，一年后终获释放。《双日画报》以图作报道的手段，生动活泼，通过漫画揭露官场丑闻，很受读者欢迎。
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报纸：《新中华报》1909年由汕头同盟会主办，主持人是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叶楚伦。这是一份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报纸，很快被当局勒令停刊。后来叶楚伦创办《中华新报》，坚持反清立场。宣统三年（1911年）刊载温生才行刺两广水师提督孚琦事件的评论，又再度遭到封闭。早期汕头出版的《新中华报》是敢于真言的。尽管当局不断加强对舆论界进行打压，汕头仍办报者众，《观潮》《民甦》《潮声》《江》等报纸相继出版。

清末汕头报纸都是民间发行的，经费自筹，篇幅多为8开纸，几张合为一期，装订起来像杂志一样。报纸大部分采用石版印刷。内容多数刊载宫廷谕旨、奏折、时事要闻、本省新闻、潮嘉新闻、宦海珍闻、社会琐记，但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宣扬民族主义，揭发时弊的呼声。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是中华民国的早期。先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专制独裁，卖国，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争权夺利，割据混战。帝制与共和，专制与民主、愚昧与科学、进步语言落后，互相交织，相互争斗。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组合重构，社会离散，权力真空大，思想文化因隙而生，乘隙而长，造就一个思想文化发展高潮。
有道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文化生长空隙的出现并不断增大，使得本来就是地方政权脆弱，商业繁盛，自由民主范围浓郁的汕头，更是如鱼得水，氧气更加充足。因而，汕头埠的报业，沐浴辛亥革命的春风，浸透新文化运动的细雨，亮丽登场。这个时期汕头埠的报业发展，主要有以下机关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数量递增。从民国初年张约我创办的《自由报》，到1918年吴子寿、张凌云创办的《大岭东日报》，一共有17家。其中，较为出名的是《汉潮日报》《大风日报》《掞华报》《公言日报》《大东报》等。
二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化。由陈小豪创于1918年的《民声日报》，设有“时评”“国内要闻”“本省新闻”“本埠新闻”“新闻拾遗”“博闻录”等栏目。副刊“博闻录”办得很有特色，既有科学普及知识如《宇宙有限乎抑无限乎》、世界知识介绍如《记世界最大赌城莽得洛》，也有生活常识如《有特殊效用的几种蔬菜》《利氏长寿诀》，而温丹铭的《广东新通志列传稿》连载和温克中的《广东新通志宦绩录稿》连载以及翁辉东的《潮语俗语考》等连载，给“博闻录”栏目增色不少。
三是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复辟斗争运动。《汉潮日报》以敢于抨击地方恶势力而着称，着力鼓吹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1913年2月12日创办的《大风日报》，是继《中华新报》之后同盟会汕头支会的另一份机关报。创办人谢逸乔在1908年创办《中华新报》，因宣传推翻清廷的革命文章而一度被清政府查封。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大风日报》在1913年4月16日发表题为“万恶政府”的时评，揭露袁世凯政府结党营私、丧权辱国、排斥异己、杀戮党人的种种罪行，发出了广东舆论界讨袁的先声。1913年9月，《大风日报》被迫停刊。1913年4月8日，郭见闻创办《掞华报》，取名剡华，意为“掞张国华”，就是宣传我中华民族之国粹精华。《掞华报》着力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9月，《掞华报》被袁世凯政府封杀，直到1929年11月5日复刊。
四是大多数是民办商办的。《公言日报》就是1913年11月10日由张裕酿酒厂老板张弼士创办经营、张轶秋主持的。其发刊词明示：“创为是报……其合于公言者，则吾从而发扬之。故夫公言者，非一人一党之公言也，非一时片晷之公言，而千秋万世之公言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公言日报》在汕头率先进行报道，发行号外，在潮汕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还辟专栏“神州义愤”，报道全国及潮汕各地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本发表短评，鼓励潮汕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
五是在海外华侨发行。《大东报》是陈义于1913年底创办的，设立关注华侨的版面，因而在东南亚有一定的读者，其订阅价格说明也较其他报纸具体。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进入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个时期，汕头埠的报业有了新发展。统计数字表明，这时期汕头埠报纸有《民声日报》《大岭东日报》《岭东民国日报》等45种，数量十分可观。这些报纸大力宣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
《大岭东日报》创于1918年底，由吴子寿任社长，张凌云任总编辑，社址设在顺昌街。五四运动爆发后，潮汕一批青年，如许美勋、冯瘦菊、洪灵菲、邱玉麟、戴平万、陈也修等，响应五四运动号召，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吴子寿热情支持，在《大岭东日报》开辟副刊《新文化》，刊载他们的作品。1923年1月，许美勋就在《大岭东日报》发表《和潮汕学界磋商组织文学团体书》。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笔为《大岭东日报》题写报头，这在当时汕头埠乃至潮汕报业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1926年创办的《潮梅新报》，是潮梅警备司令部的机关报，社长先是江冷，后由国民党党部执委陈特向接手主办。1930年纪念五四运动11周年之际，《潮梅新报》刊载署名“敏生”的社论《民族之自觉与新青年之精神》，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认为“国家每当对外失败，或内政腐败……富有民族自觉心之青年，常奋不顾身，负其可以不必负之责任，作为热烈之运动，唤起国人之醒梦……实为近数年来最有价值最有影响之青年运动。”必须对五四运动之后社会现象做反思，“故今后之青年学生，仍应本五四运动之精神，以民族自觉性为基点，以爱国心驱除虚荣心，以求知欲压制领袖欲，不为一人一派利用作工具。”

1923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国民革命政府发动打倒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开展东征，进行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特别是彭湃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927年4～7月，国民党右派发动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叛变。革命洪流冲击下的汕头报界，积极报道北伐战争情况，声援工农运动，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
1925年3月11日，周辉甫在万安街10号创办的《民报》，着重关注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1925年底到1927年3月这段时间里，潮汕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运动，工人成立工会，农民组织农会，对此，《民报》予以积极报道。
1927年2月23日，首届潮梅海陆丰农民、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民报》除了作全程报道外，还以“农工商学联合起来——为东江第一次农代会而发”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需要一个坚固的农工商学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强调“农工与商应当合作，造成一个坚固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削弱我们的共同敌人。”
《汕头星报》创于1925年8月，社址在杉排路二横街5号，创办人是蔡纫秋，主笔是陈素、许美勋。“五卅运动”运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汕头工人积极响应、声援，举行罢工。《汕头星报》对汕头工人罢工行动作了大量的跟追报道。如《公安局指驳英领事函》，报道市公安局对英国驻汕头领事馆因英美烟公司被盗而无理指责汕头市“无法律之可言”，汕头工人罢工运动是“排外运动”等无礼言论，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赔偿名誉损失。《汕头星报》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作了重点报道。12月2日，周恩来参加了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大会，《汕头星报》以“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为题，于12月3日登载这一情况。
1925年11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部随之进驻汕头。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看到汕头没有一家国民党的地方报纸，就派李春涛等人创办。1926年1月20日，以李春涛为社长的《岭东民国日报》在中平里7号正式出版。日报副刊刊头《革命》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题写。《革命》副刊刊登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思想。
《革命军日报》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的机构报。1927年9月24日，周恩来、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进入汕头，《革命军日报》就在汕头出版。9月30日，起义军撤出汕头，仅出版3期的《革命军日报》停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粹主义”“平民主义”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国民追求自由平等的代名词。蓝逸川、钱热储在20年代初创办的《平报》，就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报纸。该报常设栏目有“平民常识”“平民俱乐部”“平民之友”等。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汕头发生“八二”风灾，《平报》及时报道灾情，开设“汕头赈救大风灾”系列报道和各县“八二大风灾汇志”两大栏目，让市民了解风灾及救灾情况。
这个时期的汕头埠报业，基本上还是民办商办的。其中，1928年10月10日，梅县人张怀真创办的《汕报》是民国时期汕头埠报业中经营时间最长的民办报纸。但也有个别官方的，如《潮梅新报》是潮梅警备司令部机关报，1928年改由东江善后委员公署主办。《革命军日报》实际上也是官方报纸。创于1923年八月八日的《天声报》，是由汕头存心善堂的詹天眼。1924年十一月初一日由王延康、温廷敬创办的《铎报》，是汕头孔教总会的机构报。
这个时期的汕头埠报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办了一些晚报。如《岭东晚报》《天声报》《汕头晚报》《商业晚报》。除了晚报，还有1926年创办的《汕头早报》。
1928年12月，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进入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进行疯狂反革命围剿，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处于南方的汕头，虽然战争影响不甚大，但汕头人民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安危，从1929—1939年汕头沦陷，汕头报界高度重视并积极报道国内外形势，支持声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时期，汕头埠报纸有《新岭东日报》《星华日报》《国闻日报》《岭南周报》《抗敌导报》等65家，堪谓暴增，这在当时国内各城市中无疑是名列前茅的。
1931年7月10日，胡文虎主办的《星华日报》在汕头出版，强调办报的宗旨是沟通中南声气，指示途径，唤醒人群。1932年凇沪抗战爆发，《星华日报》积极报道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消息。总编辑赖竹君亲自撰写社论《华侨与抗战》，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表明“上海事变，我十九路军，屡歼暴寇，全球震惊，我侨胞欣喜若狂……犹愿节衣缩食，踊跃寄款，助军抗敌”。
1936年10月10日，由汕头商会常务理事张华馀在福安街1号创办的《商报》正式出版。《商报》主要报道商情，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抗战也成为《商报》关注与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1937年9月8日，日寇军舰炮击汕头，飞机轰炸汕头。第二天，《商报》就把“本市新闻”放在头版，以“敌机敌舰昨天午后轰击本市”为题，揭露日寇的暴行。1937年12月1日，《商报》第三版“国内新闻”用大标题《暴敌一手造成之上海难民惨况》，发表特派员记者的实地调查记录，有力揭露日寇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
1936年底由孙振雄任社长、社址位于国平路53号的《先声晚报》出版。虽然该报只是一份普普通通的晚报，但因副刊《海岸线》而在当时汕头埠众多的报纸中十分出名。《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说明：“让我们来建筑这条意识的长城，来强化我们岌岌可危的海岸线的防卫”，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号召人民奋起救亡图存。1936年11月1日第三期的短论《中国怒吼了》，以短短的100多字写道：
像水滚一样，全中国个救国团体遍地皆是了：二十九军中救国敢死队组织起来了，山西个牺牲救国会布满各地了。像海吼一样，全中国到处是救国的声音了，北平甲上海个文化界和实业界发表了督促政府个宣言，上海甲广州个救国领袖预备开联合会议响应平沪。俺知，这种救国的狂喊，足寒汉奸之胆，这种救国的组织，就是救国的力量。
这个时期的汕头埠报纸，仍然是民办、商办的为主，属商业贸易的报纸仍然占有较大的分量，也有政府办的。主要是1929年2月23日由王振民主任社长、社址设于同平路1号的《汕头日报》，是一份地方上的国民党“准党报”，主要是紧跟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方向。1932年11月28日创办的《汕头市民日报》是汕头市政府机构报，报社地址就设在市政府内。因为是市政府机关报，第一版一般都是刊载省市政府要闻与各种布告。
这个时期的汕头埠报纸，涉及的领域大大扩大。1929年2月23日，汕头西医士公会秘书长陈仰韩创办的《新医声》，是上世纪30年代汕头一份私办的民间团体报纸，最初以普及医学常识、宣传新医（西医）理论的医学普及读物，逐步向较为专业的西医医学刊物发展。
面向海外华侨仍然在汕头报纸中占有一席之地。《华侨新闻报》《侨声报》等就是华侨办的、报道华侨的报纸。
1939年6月21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汕头，汕头沦陷。日占时期，汕头埠报纸较前大幅度减少，主要有《粤东报》《潮海日报》等大约14种。当中有几份是日本人的，如《汕头日报》（日文版）；还有几个民族败类开办的报纸，如《潮梅周报》《华侨周刊》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共和而斗争，但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卖国。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汕头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汕头。抗战胜利后的汕头，报业也有所发展。据统计，这个时期汕头埠办的报纸有25家，包括回汕头埠复刊及新创办的报纸。
《大光报》是香港基督教会在1890年创办的报纸，号称“华南舆论权威”。1945年10月25日在汕头出版，社址最初设在外马路278号。11月2日，《大光报》刊登陈子诚的《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香港应归还中国的我见》，批驳蒋介石关于香港问题的言论，指出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是“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开拓殖地的侵略行为”，是“霸道”，要求香港归还中国。《大光报》副刊“火流”于1945年11月9日刊登老舍先生的《给茅盾兄祝寿》一文，名为茅盾祝五十岁寿，实则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的回顾与感慨。

原创于揭阳的《中国报》也于1945年12月转到汕头出版。1946年1月9日，《中国报》第一版头条以“在政治协商会前国共间可望息戈”为题发表文章，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和期待。“巩固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两党息戈，共商国是已为国人期盼已久。”“国共两党，以诚相向，共谋国是，两党之间，自无所争。”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中国报》敢以中立态度与客观立场发表如此社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光明日报》于1945年10月5日由张泽深创办，社址在永平路11号，彭适之任社长。12月2日，该报开设增刊“天地”，主要刊载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历史等文章，坚持对健康、进步、民主的追求。左联作家、共产党员何家槐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
“今文献”是《光明日报》的一个副刊。1947年1月19日、26日，连续刊登两期孟宪章的文章《日趋活跃的日本法西斯运动》，从日本战前国内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网络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到战后美国有意纵容，使法西斯主义又迅速抬头，最后提醒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对日本保持应有的警觉。1947年9月29日，刊登了葛光文章《琉求应归中国》，阐述琉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国防地位，强调琉求不能与日本共管，必须归还中国。
《建国日报》是国民政府于1941年底在韶关创办的一份军队内部报纸。1946年2月在汕头出版，社址先在中马路，后搬迁到民权路，由曾任第七战区处长的黄本英担任社长。《建国日报》发表一些贴近现实社会，揭露官僚阶层贪污舞弊种种丑行，大胆暴露国民党发动统治。如《看豪华奢侈的上海》《蒋经国革上海社会命》《升官补遗》等。
《新声报》创于1947年5月5日，创办人是周芝勋，社址在吉祥街16号。该报大胆批评国民党当局，揭露政治腐败。1947年8月21日，刊登了将散人的《漫谈民主政治》一文，指出“为表达多数人意见，欲养成民主政治止风格，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皆尊重人民之意见，方为真民主。不应为奸徒所假借，或以暴力压制之。”“良以官僚腐败之恶习不除，各基层积习非彻底改良，芟除恶风气，政治未由革新，遑论政治、想政。”
《和平日报》是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管辖下的报纸，1947年5月5日在汕头出版发行。社长是梅县人谢镇南，社址先在居平路，后移到中正路张园街。第二版设有“潮汕纵横谈”。《和平日报》开设“文站”副刊。1949年5月11日发表署名“高歌”的纪念伟大人民音乐家聂耳文章《大众的歌手——聂耳》，发出“我们相信他坚强高吭的歌喉，会悲壮地呼号着茫然的国魂，领导着大众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作者与千千万万中国同胞一样，冀盼早日见到一个和平、统一、强盛的新中国诞生。
这个时期海外潮汕华侨在汕头创办的报纸仍然不减。1946年10月10日，写过《潮音字类辩正》的谭平章在升平路219号创办《华侨日报》，聘请陈博霖为社长。“南洋侨讯”是《华侨日报》最有特色的栏目。该栏目在东南亚各国聘有特约记者与通讯员，及时报道当地华侨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新闻，以及各国政府对华侨政策、规章。1946年11月11日，《华侨日报》就以“马来各地中华总商会组织商办购米团赴暹购米供应居民”为题作报道，同期还报道新加坡移民局长就华侨入境必须担保以及马来亚潮州会馆大会提议侨产应原价赎回等新闻。
1947年3月4日，海外华侨来汕创办《泰斗报》，由郭元任社长，社址在中马路庆华里6号。该报宗旨是“说真话，重实际，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不想夸张，不望凭借，惟望能得到真实、脚踏实地、于心无愧，沉着做去，有真理，有正义”。5月1日，该报改为《泰斗日报》。
这个时期的汕头埠报纸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对潮汕历史文化的重视，着力宣传。《大光报》《新潮汕报》《光明日报》《建国日报》等都不遗余力地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大光报》“火流”副刊中，潮汕文化占有一定的分量。如翁子光的《潮州先贤轶事》连载、林仔肩的《潮州俗语韵对》连载，特别是张竟生的《新食经》。1946年11月，南华学院文史系在《大光报》第四版开设“文史周刊”，刊登一些文史知识。1947年11月，先后刊登潮州修志馆的“方志”。
《大光报》开辟“正义”专版，由潮汕建设协会主编，让大家对潮汕建设发表见解。“现在建设潮汕的我问题，颇为一般人所乐道，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知道有好多热心事业而埋头苦干的人士……我们很诚恳欢迎各界饱学能文之士，把研究的所得，或办理的经过，写登本刊。”《大光报》开辟“正义”第三期刊载了翁子光的文章《中离山为潮州大学适宜校址议》，其次在中离山建潮州大学。不久又刊登张竟生的《潮州大学校址及其他》，建议潮州大学建于石。
1910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槟城创办革命党人机关报——《光华日报》。1944年，陈亦修在揭阳创办同名的《光华日报》，意为光复被日寇侵占的华夏。1945年9月底，《光华日报》搬迁到汕头，设址于外马路261号，请许美勋为主笔。1948年5月，《光华日报》改名为《光华日报晚刊》。在翁子光先生倡议下，潮安县文献委员会在《光华日报晚刊》第四版设《岭东文化》，成为配合《潮州志》搜集乡邦文献的得力助手。此外还有《祭尚书翁公万达》《潮汕方摘抄》《潮州城牌存亡考（一）》等。
《光明日报》“文艺”版刊载了潮剧和潮州方言文学的研究文章。1948年8月26日刊登了麦海的《谈潮剧改造》，10月8日刊登有关潮州方言文艺创作的文章《怎样建立潮州方言文学——潮州方言文学第一次座谈会记录》，10月28日刊登丹木的《论潮州歌谣》等。
《建国日报》副刊“国风”十分重视潮汕文化发展。1946年4月23日第四十一期发表黄帆的《向潮汕各剧团提出一些意见》，1946年5月15日发表新军的《潮汕文艺建设的路向》等文章。对黄帆的《向潮汕各剧团提出一些意见》，编者特地在版末加编辑按语：“戏剧对于现实的针砭，对于未来的启示，均有着丰富的力量”“对于戏剧这有力武器的坚强把握，更有着正确的重要意义。而特别是在这古老的才潮汕社会来说，就更来得重要。”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统治为时不久。但汕头仍然处于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为控制舆论，汕头市军政当局从1949年5月底，决定在汕头埠出版的《大光报》《光明日报》等八家日报从6月1日起，停止单独出版，改为联合出版，是为《汕头各日报联合报》。与此同时，《天行报》《光华报》《华侨报》组合为《联合晚报》。
1949年10月24日，《汕头各日报联合报》发表社论，热情报道人民解放军进驻汕头盛况。“全部升起壮丽夺目的五星红旗，而市民为一睹解放军进城雄姿，纷纷走上街头，“大家都狂喜起来……这时，市区的大街小巷，人潮在汹涌，这现象是汕头市复员以来所仅见。”社论又说：“我们站在人民立场衷诚地敬佩毛主席、朱德司令、叶主席、刘永生将军暨全国英勇的解放军同志们，许多年的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完全为着苦难的人民求解放。我们衷诚敬佩之余，更致无限谢意！我们各阶层的人民尤应自今天起，应把过去醉生梦死的、因循敷衍的作风，从根改变过来。”“我们文化界在过去是被匪帮扼杀得淘不出气，现在解放了，正是我们为人民说真话的时候。在欣庆中，我们特别吁请要一致的起来，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靠拢，致力于去旧生新的巨大工作。”社论最后说：“人民解放军是纯粹人民的武力，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革命的，一切具有封建陈腐的方式和行动，应自今天起葬丧勿遗。”
总之，在1860年开埠的强有力推动下，从1902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也就是清末及民国时期，汕头埠创办的报纸大约有107家，其发达程度在省内仅次于省会城市广州。其中大部分是民办商办的，也有官方办理的；有海外华侨办的，有相当多是梅县客家人创办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新闻报道的，也有商业广告的；有社会热点问题的，也有市井百态、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世界文化知识的，也有乡土潮汕文化的；有医学的，也有宗教的、教育的；有娱乐的，也有科学常识的；有战争的，也有和平的……。
清末及民国时期汕头埠创办的报纸创办，是汕头开埠的强有力推动，是汕头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大大加速了汕头近代化进程。
二、图书馆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是图书馆的主要文化职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图书馆。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但起初并不称做“图书馆”，而是称为“府”“阁”“观”“台”“殿”“院”“堂”“斋”“楼”。“图书馆”一词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我国。近代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是1904年创办的湖北省图书馆。
尽管图书馆古而有之，但具备真正意义、能发挥强大文化功能的图书馆始于近代。近代图书馆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近代文化的重要设施之一，也是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更是国家或地区、城市近代化的表现之一，特别是近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无庸置疑，近代意义的图书馆首先产生于西方国家。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张，维新运动的发展，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逐步发展。到了民国初年，通俗图书馆在全国迅速发展。受开埠推动，得开放之先风的汕头，当也顺应这一历史潮流。1921～1949年，汕头市立图书馆大致经历三个历史时期。
㈠创立：汕头通俗图书馆（1921～1928年）
1921年3月9日，汕头成立市政厅。20天后，汕头埠诞生了第一个图书馆——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开启了汕头市图书馆历史。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的设立有其历史背景。
首先是全国创建图书馆浪潮的刺激。根据1916年《各省通俗图书馆调查表》统计，全国有公立、私立通俗图书馆总计237个，在图书馆事业最早起步的湖北省，通俗图书馆多达44个，全省每日平均阅览人数1800人；山东、河南两地各有20多处通俗图书馆，全省每日平均阅览人数也超过千人。依照《通俗图书馆规程》的要求，汕头市政府亦须设立通俗图书馆。
其次是汕头内源性发展需求。从1860年到20世纪初，在开埠的强有力推动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汕头埠商业贸易繁盛，人口激增，市区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西学东渐大大加速，汕头在近代化道路上快马加鞭前行。作为近代化城市重要标志之一的图书馆，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不仅为社会经济政治造新，而且极大推动了人们思想解放。民主共和、科学进步等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为广大民众所赞赏，所追求。人们迫切需要科学知识，需要科学文化。
1917年11月，潮安城东青年图书社创立；1919年潮安首开县立图书馆；1920年揭阳县立图书馆创建，这无疑对汕头这座新兴城市的极大刺激，也是很好的示范与积极的推动。
在汕头图书馆发展史上，刘志陆是一个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他对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的设立功不可没。1919年，建造汕头公共图书馆计划早就提出，并开始筹建。时任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指出，“图书馆关系社会教育，实为地方最要之公益，举办又不容稍缓。”他要求潮梅地区军事防务经费征收代理承包商和益公司张少初等承包商共同缴纳150元毫洋作为筹建经费。
同期，汕头商埠警察厅着手为通俗图书馆选址，初步选定外马路延平门左侧一块十六丈（位于现在的外马路与升平路交界处，面积约177平方米）的土地，并迅速完成了商户的迁出工作。由于民国早期汕头地方政府更替频繁，政策多变，到1921年3月，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正式成立时，地址迁到直线距离400多米外的商业街尾。
作为公益事业的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创建，是得到官方的认同与大力支持推动，是官商合力运作的结果。刘志陆对近代汕头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必须肯定。
汕头埠诞生的第一个市立图书馆之所以冠名“通俗”，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15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颁布的《通俗传习演讲所办法》《通俗教育演讲所规程》《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等法规，与《通俗图书馆规程》一起构成了民国初期的通俗教育体系。按照法规规定，通俗图书馆收藏的都是通俗图书。
《通俗图书馆规程》是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15年10月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全国性图书馆法规该法规。规程第1条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设立面向公众开放的通俗图书馆，并且不征收阅览费（第8条）。在立法保障的推动下，各地通俗图书馆蓬勃发展。因此，当时各省、县设立的图书馆大都称为“通俗图书馆”。
通俗图书馆所藏都是通俗书籍。比如，1920年《浙江省立公众运动场附设通俗图书馆章程》提供了通俗图书的参考范畴：科学浅说、小说戏曲、讲演录、通俗新闻杂志、图书标本、现行法令章程及文告。可以看出，通俗图书馆的藏书是浅显易懂、富有时效性、民众喜闻乐见的。由于通俗图书馆阅读免费，所要求的知识门槛很低，加上政府在各县市的推广，民国初期通俗图书馆的读者人数是各类图书馆中最多的。
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致力于民众的、通俗的社会教育。1921年设立的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初创时月经费约207元，馆藏图书数千册，阅览坐席在30～40个之间。图书可以免费阅览，也可以借出。这些图书都是通俗图书，包括科学浅说、小说戏曲、讲演录、通俗新闻杂志、图书标本、现行法令章程及文告等等，内容浅显易懂，时效性强，知识门槛要求低，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好工具。
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教育作用，1926年7月，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迁至崎碌外马路，人员与经费得到增加，藏书通过采购与捐赠增加至万余册。馆舍环境的改善，市政建设对于交通便捷的提升，使得读者日益增加。
㈡发展：汕头市立图书馆（1928～1946年）
1928年，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更名为“汕头市立图书馆”，这标志着汕头图书馆事业迈进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28～1946年，汕头图书馆主要经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1928～1939年，这是汕头图书馆快速发展时期；1939～1945年，汕头被日寇侵占，图书馆事业处于低潮时期。
1927～1936年，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结束，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增长较快，为文化事业得以发展提供良机，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0年，全国图书馆共1428所，到1936年增至5196所，五年时间增长2.63倍。到了二三十年代，汕头开埠已有六七十个年头，汕头城市发展进一步加快，文化事业如火如荼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28年，汕头市政厅将汕头通俗图书馆更名为“汕头市立图书馆”，并将新图书馆定址于外马路（位于现在的邮电大楼后面）。新建的汕头市立图书馆管理水平大为提高。一是建章立制。汕头市立图书馆设有外借处与报刊阅览处。外借处编制有《汕头市立图书馆阅览章程》，共13条。

章程第1条明确规定：阅书人欲阅某种图书，需先查目录，暨在阅书证上填写姓名、职业、书名及其号数，然后向管理员索阅。这是图书馆借阅的指南，给我提供的历史信息是：当时的汕头市立图书馆已经编制了书目索引，达到现代化管理水平。
章程第6条规定：阅书时不得高声朗诵及谈笑。这就有效规范了阅读秩序；章程第8条规定：凡有传染病、神经病及酗酒者，均拒绝阅览。这有力维护阅读环境；章程还规定：手不洁者需使用图书馆提供的盥具洗手后才能接触图书。这对于图书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是规定借阅时间。新建的汕头市立图书馆规定每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12时，中午1～5时。借阅时间的规定，是图书馆管理一个最常规的做法，是规范图书馆管理的必须。
新建的汕头市立图书馆藏书量大为增加。汕头市立图书馆每月购置书刊的经费为50元，其中购书经费18元，其余32元用于购买刊物。刊物订有艺术刊物、时事杂志与儿童刊物等。1928～1939年，汕头市立图书馆的藏书量逐年增加至约30000余册，其中古籍约5000册。
汕头市立图书馆的可喜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政府层面的支持尤为重要。1931年，汕头市长黄子信致函广东省属各县政府，征求各县县志入藏汕头市立图书馆，以咨参考研究者。
新建的汕头市立图书馆阅读人数不断增多。这个时期，潮汕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对外交流与移民频繁，民众对于国内外时局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如学龄对象欲获取学校招生考试资讯、侨眷欲了解家人在海外的移居地的情况，使得阅报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汕头市立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申报》《福尔摩斯》《晶报》《大公报》《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循环报》《超然报》《新中日报》和本市各报等。
1930年起，汕头市立图书馆阅报读者激增，人数超过阅书读者。1934年上半年，图书馆每月平均阅书人数为1122人，阅报人数约为阅书人数的两倍，至7月份最多，有2827人。
1932年5月，汕头市政府规划在中山公园筹建中山纪念图书馆，简称“中山图书馆”，扩充原市立图书馆的馆舍、馆藏、设备，以满足市民与学生日益增长的阅读与文化需求。新馆拟附设全市学校展览室、古物保管室，后增加潮文献室；拟组织学术演讲会，聘请社会名流学者到馆演讲。除了文献阅览功能，图书馆还拟增加读者活动，如展览与演讲。因市长换届与经费问题，筹建中山图书馆的计划最终夭折。虽然如此，在公园内建图书馆，与休闲功能相结合，却是提供多元文化服务的设想，体现了一种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现代新理念。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的日益恶化，汕头图书馆事业也与其他行业一样受到威胁。1939年汕头沦陷前夕，日寇飞机轰炸汕头市区，市立图书馆馆舍部分被震塌，图书馆将文献等转移后停办。1944年，伪政府以福平路正始中学二层楼复办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汕头市立图书馆复办。
㈢完善：汕头市中正图书馆（1946～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虽然后来内战打了起来，但地处省尾国角的汕头，受到战火的冲击相对小点。因此，汕头图书馆迅速恢复，而且图书馆职能日益完善，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
1946年，汕头市立图书馆迁至外马路原日本小学旧址，同年10月31日改名“中正图书馆”，馆面积100多平方米。1947年2月17日，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正式开馆。汕头市中正图书馆存在的几年时间里，出现不少亮点。
一是藏书量激增，读者人数剧增。汕头档案局1947年上半年度“中正图书馆工作报告”显示，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馆藏中英文图书3596种8313册，中英文杂志217种1224册，报纸80种约4100份。
根据民国三十七年上半年“阅借书统计表”，上半年阅览总人数为36698人，平均每月6116人，约为战前每月阅览人数的3.7倍；借出图书1366次1779册，平均每月办理228次借书手续，借出292册书。
二是管理水平上新台阶。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采用最新的杜定友《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目；在1947年开展的“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统计”活动中，全国（含台湾省）共有51所公共图书馆被收入，汕头市中正图书馆与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榜上有名。
三是图书馆职能不断完善。汕头市中正图书馆在恢复传统业务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服务手段，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的职能。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馆长陈岫山曾任职广东省立图书馆主任多年，上任后进行了整顿与创新，使中正图书馆获得战后一次较快发展的机会。
根据汕头市中正图书馆工作报告档案与《汕头市政概况》中“汕头市中正图书馆三十七年上半年工作概况表”分析，汕头市中正图书馆1948年上半年的工作有如下新变化。
①延长服务时间。实行每日开馆8小时，任何节假日一律照常开放，并“绝对保持准时开放”，半年来开放182天。②举办各种展览。“报纸杂志展览”，展出报纸330种、杂志64种，丰富节日文化生活；举办“国民大会照片展览”，计划展出民众亟盼参观的珍贵照片，如全运会照片，是一次新闻摄影展（该展览9月份举行，三日内吸引超过10000名观众参观）。③资源共享与文化推广。上述报纸杂志展览，所用资料除了馆内收藏者，大部分是向省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洽借；照片展览所用图片，计划直接向各地借用。同时，中正图书馆也将馆藏报纸借出展览，“欢迎各处借往展览，以广流传。”④参考咨询。如收集京、沪、港、穗各地职业学校及专科以上各院校招生简章、全国各类考试的应考须知，集中公开张贴，以供考生参考。为做专题研究者提供各种参考文献，如开明电灯公司派人前来查阅金融物价资料。⑤读者辅导。为读者解答各种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关于图书馆（的利用）问题。
附设市立民众教育馆，扩大图书馆功能。图书馆为文化公益事业，社会教育是图书馆的重要功能之一。1946年设立的汕头市中正图书馆，积极探索，创新办馆模式，实现图书馆功能的多样化，最大化。当然，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探索社会民众教育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1932年，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在选址上要求“择人口稠密之地”，以利于普及与辐射。1935年颁布的修正规程，要求民教馆下设教导、阅览、健康、生计、事务五组，可见民教馆也属于藏书机构。抗战前，揭阳、普宁等地已设民众教育馆。抗战爆发后，民众教育馆承担起培养民族意识、推行国民教育、为抗战动员与训练的重大使命，在前线和后方都得到发展。抗战结束后，潮安、潮阳、饶平、惠来、澄海、南澳岛等也先后设立民众教育馆。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原设于正始中学内的汕头市立民众教育馆迁至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楼下，附设于图书馆中。民众教育馆分为总务、教员、生计、艺术四个组，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包括：①设儿童阅览室与书报阅览室，1948年度上半年每日到馆阅览150人以上，相当于中正图书馆的分馆；②举办各种免费培训班，如国语讲习班、初级与高级民众夜班，特别是针对失学妇女的补习班；③组织宣传演讲，如民众讲座、巡回演讲、播音通俗演讲等；④举办群众性展览与游艺活动，如1948年上半年度举办了全市象棋比赛、图片展、书画展、音乐晚会、夏令卫生运动、儿童节儿童健康比赛等；⑤设立其他辅助机构，如问字处、代笔处、儿童乐园、职业介绍所、就学辅导处等。附设市立民众教育馆，扩大了对中正图书馆的业务范围，有效补充并实现了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
民国时期的汕头市图书馆，经历了从通俗图书馆到市立图书馆、中正图书馆三个发展阶段，这是1860年汕头开埠推动下经济繁盛、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历史产物，承载着“广开民智、教育强国”历史使命的近代汕头图书馆，对汕头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首先是积极有效地实现社会教育功能。民国时期的汕头图书馆，服务对象从普通市民到研究学者，从成人到儿童、学生；文献资源从通俗图书到进步读物与外文书刊，服务内容从单一的文献服务到多样性的文化活动，在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丰富城市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6年复办的中正图书馆，努力恢复藏书量，延长开放时间。市民在节假日也能进馆借阅书刊。平时，参加读者活动，有报纸展览、摄影展览等各类展览。这些展览资源共享，不仅从外地洽借来展，也将本馆的馆藏借出展览，促进文化交流。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升级了。学生从这里获取京、沪、港、穗各地职业学校及专科以上院校的招生简章，全国各类考试的应考须知。查找资料获得参考咨询服务，譬如，开明电灯公司的员工在馆员的协助下查找到金融物价资料。
汕头市立民众教育馆迁至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楼下，附设于图书馆中。市民可以到图书馆报名参加培训班，有国语讲习班、初级民众夜班、高级民众夜班、失学妇女补习班，满足不同学习需求；可以参加讲座，有民众讲座、巡回演讲、播音通俗演讲，相当于现在的各种“大讲堂”；举办了许多老少咸宜的群众性展览与游艺活动，包括图片展、书画展、音乐晚会、全市象棋比赛、儿童节儿童健康比赛、夏令卫生运动等。此外，还设有问字处、代笔处、儿童乐园、职业介绍所、就学辅导处等辅助机构，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
其次是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1928～1939年，汕头市立图书馆收藏有30000余册图书，其中进步书刊数量就有2000～3000册，包括鲁迅、巴金、沈志远、邹韬奋、张仲实等人的着作。
抗战爆发前夕，汕头市民关心国家大事，阅报室读者激增为此前的两三倍，每天各个时段都是满座，晚到者只好站着阅报，到闭馆时仍有很多人流连阅读。抗战期间，为帮助市民了解抗战形势，激发爱国热潮，汕头市立图书馆特地开辟了“战时书刊阅览室”，让汕头进步青年得以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这是一种战时的专题文献服务与抗战爱国思想教育，汕头市立图书馆成为重要的先进思想传播阵地。
三、书局
顾名思义，书店就是卖书的商店。古代称书店为书肆，最早是汉代。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它既刻书又卖书。宋代以后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朝干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社、书局。传播思想，普及文化，联系读者，促进出版是其主要功能。对于城市来说，书店是其文化品牌，是其文化形象。
有科学意义的书店始于近代。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以至学派，往往都以出版物作为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手段。从中国的近现代书店史来看，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江苏、江西、浙江等10多个省建立官书局，印了一些校勘精审的古籍，其目的是宣扬儒学思想，维护封建统治。19世纪末叶，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京师成立强学书局，发行维新变法读物，受到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镇压。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建立了镜今书局、东大陆书局、国学社等书店，大量发行《革命军》《猛回头》等反清读物，为推翻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恽代英、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创办过书店，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创办了许多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书店。例如，20年代的上海书店、长江书店，30年代的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新华书店等等。这些书店发行的革命图书，对提高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和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以宣扬反动思想，反对革命潮流为目的的某些书店则终于为人们所唾弃。
因1860年开埠的强力推动而迅速崛起的汕头，领开放之风气，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观念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思想精彩纷呈，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汕头开放度不断加大，由此而兴建了一批书社、书局，主要是上海各大书局来汕开设的分局。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1902年5月26日），《江辑译局日报》刊登了设立于镇邦街的今学书局售卖新书广告以及江辑译局自身售卖新书广告，这表明汕头埠已出现书局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启新书局率先来汕头设立分局。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汕头埠又有设于永和横街的开通书局、设于南北行街的商务书局、设于仁和街的应时书局等。
民国时期，汕头埠的书局仍然延续清末书局的经营格局和现状，市场份额绝大部分被上海各书局汕头分局占领。
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20年代，汕头埠较大的书局，先后有设于镇邦街中段的共和书局、安平路的世界书局、外马路张园旧址17号的大东书局，还有进步图书局等。到上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迁到至平路5号，大东书局也从张园搬到至平路42号，商务印书馆在汕头设立的分局继续存在，不过名称改为汕头文明商务书局，地址改在至平路新编64号。另外，增设的有育新书社（居平路13号）、现代图书局（外马路247号）、新华书局（镇邦街51号）、达文书局（居平路14号）、中华书局（永平路67号，1935年底迁至永平路20号）、公民书局（外马路88号）、中中书局（外马路54号）和圣教会书局（外马路）等。
1939年汕头沦陷，百业凋敝，各书局或停业、或倒闭、或迁内地。抗战胜利后，部分书局回汕复业。1945年10月，商务印书馆率先在国平路3号之3复业，1946年4月迁到至平路54号，中华书局也于不久在居平路3号重开。之后，新华书局（镇邦街50号）、泰华书局（镇邦街1号）、世界书局（至平路11号）、中央书局（外马路263号）纷纷相继来汕复业。
从上面书局开设情况看，民国时期汕头埠书社、书局大部分集中开设于小公园的至平路、居平路、镇邦街、外马路一带。谢雪影在《汕头指南》说到，民国时期，汕头埠小公园一带就有育新书社、诸葛庐书局、世界书局等11家。
清末民国时期汕头埠书社、书局，大部分为私营，不仅销售图书、课本，还兼营文具用品、教学仪器等，有的还对商贩办理转批业务，而且经营图书出版。在出版潮汕乡土文献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
1935年，汕头育新书社出版了新编《潮曲大全》（共8集）、陈凌千编着的《潮汕字典》；1936年，出版了潘载和着、潘隽之增订的《潮汕检音字表》与《潮音字类辨正》潮汕乡土文献。1938年，岭东出版社出版了黄钟鸣编着《潮汕大字典》（上、下集）。1939年，汕头抗敌导报社出版了金马编着的抗战课本《战时教材尺牍课本》（潮汕文献）。1941年，汕头启文新记书局出版了中山罗云梦编写的潮汕乡土文献《通俗粤语读本》。

清末民国时期汕头埠书社、书局出版的书籍，对于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启迪人们思想，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积极而有成就的。
四、出版业
出版是指向公众提供用抄写、印刷或其他任何方法复制的书籍、地图、版画、照片、歌篇或其他作品。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使我国出版业走在手巾前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我国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年)、文明书局(1902年)、中华书局、(1912年)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与发展。
出版业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业。清末民国时期，得开放风气之先的汕头，出版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成为粤东地区的先行者和姣姣者。
据《汕头市志》所载，清代汕头文明商务书局等多家书局就经营出版刻印书业；清末汕头同济医院设立的同济兴文社，曾承办吴寄人重刻《潮州痛心说》1卷。
进入民国时期之后，汕头出版业有较大发展。1914年，汕头公记书局承印了吴寄人重刻的《绘图刘进忠三春梦》，共6卷；汕头铸字局则承印郑国藩重刻的《似园文集》。1933年，汕头朴读书店承印温廷敬的《明季潮州忠逸传》，共6卷；汕头科学图书馆出版了陈凌千编着的《潮汕字典》，重版了饶平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1934年，汕头时事通讯社出版了谢雪影的《潮梅现象》，1935年又承印谢雪影的《汕头指南》，1947年，《汕头指南》，曾出版印行；1935年，汕头育新书社承印林介烈的《麻疹全书》；1937年，汕头文华图书公司以玻璃版印刷出版岭东名家画集（孙裴谷、范昌干带11人集）；1938年，汕头岭东出版社出版了黄钟鸣编着的《潮汕大字典》（上、下集）；1944年，汕头五洲印务公司出版吴沛霖《译庵诗草》。
这一时期，汕头印务部门还有汕头艺文印书局、汕头民众教育馆、汕头祺昌印务局等。
五、期刊
期刊是除书籍以外，登载各类作品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一般名称相对固定，按顺序编号，装订成册。根据其发行对象(受众)来划分，有内部刊物和公开发行两种。
清同治之前，汕头尚无期刊发现。1894年，《汕头晨刊》，社长是刘侯武，这是汕头埠较早的期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潮声》（半月刊）创刊，主编是曾杏村，社址在今外马路存心善堂后座，是潮汕历史上最早的方言期刊。该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栏目有时事、论说、潮记、历史、地理、教育、调查研究、笔谈、丛谈、小说、歌谣、杂录等12类。
民国时期，社会经历军阀混战、日寇侵略、解放战争等历史变革，不同刊物随之创办。
㈠社会期刊
1919年6月，岭东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救国周刊》，这是受五四运动推动，号召青年反帝反封建的刊物。社长是刘侯武。
1921年，汕头市政厅机关报《汕头市政厅公报》创办，每季出一期，首期刊登了市政厅组织条例，省派王雨若任市政厅长，蔡子才任督察长等文件及有关施政规定。

1923年，来自潮汕各县及国内的京、津、沪、宁、汉、穗等地高校的潮汕学生，国外的东南亚地区各国青年华侨等50多人，成立了潮汕地区最早的新闻学团体“火焰文学社”，主要成员包括许美勋、洪灵菲、戴平万、邱玉麟、冯瘦菊、曾曼尼、罗吟甫等人。
1923年8月5日，《火焰周刊》创办，主要刊登新诗、白话小说、散文、随笔、译着、连载以及对苏俄文学和日本社会运动历史的介绍等，影响尤大。其作者和读者遍及潮汕、广州、武汉、北京、上海和东南亚一带，《火焰周刊》的作者中有后来成为左翼文艺作家的洪灵菲、戴平万、冯铿等人。
1930年，中国民俗学会岭东分会主办的《民俗周刊》出版，主编是着名民俗学家林培庐，共出版33期。
1933年，汕头市公益社印行《乐剧月刊》，主编是陈辛夷，1934年停刊。
1948年，汕头市政府机关公报《汕政一年》创办，主要刊登民国政府对汕头市政建设的措施及各方面法令。当时市长李国俊亲自为《汕政一年》题字。
1949年，由江培翰任主编的《汕头一年》创办，主要是为汕头市政府记述一年施政方针及成绩。
㈡学校期刊
1924年，《友联中学校季刊》出版，左联五杰之一的冯铿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刊物敢于抨击时弊，正视现象，不时有进步学生的进步作品问世。
《省会商》是汕头广东省立岭东商业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的刊物，每半年出版一期，内容有演讲、经济、小说等11项。“九一八”事变后，该刊全面介绍学校学生组织抗日救国情况，对推动汕头市及各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1929年，光中学创办《光》校刊，主编署名抱一生。《谷音》则是光中学前身石中心校刊，出版12期后停办。同年，汕头洄澜中学校刊《洄澜》创办，编辑是曾籍雅、黄璞山、陈舜明。该刊大部分刊载该校教师的着作，并有不少唱和吟风弄月之诗，要使读者“皆知济济青年，同具有改造社会辅助党国之宏愿。”
1931年，汕头市立第一小学校刊《新市一》创刊。该刊不仅从舆论上，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国。该校师生曾捐赠大样224元7角3分，支援19路军抗日，并在校刊上要求“战士乘胜克捷，扫尽胡尘，犁单于之庭，勒燕然之石。”
1934年，汕头广东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生自治会编辑刊物《省商学生》出版，创刊于基本承继了《省商》的特色，对汕头及各地工商业的调查做得很好。
1935年1月1日，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市中学生季刊》创刊发行。该刊有“特载”“时事述评”“论着”“文艺”“杂俎”“附载 6个栏目。“论着”和“文艺” 栏目不时有揭露时弊、社会气息较浓的文章。
1936年10月，汕头市女子中学创办《汕头女中》，为半月刊。该刊仅接受学校师生投稿，题材广泛。有岭东风土人情之实地调查，关于中西方文化之着述及翻译、中国文学、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之研究。文艺及其他趣味之小品。该刊对国内外形势较关心，曾出版援绥特刊，发表题为《为募捐慰劳绥远将士告同胞书》，提出献薪节食支前，反响甚大。
1936年4月16日，《汕头市立女子中学24年度情报》创刊，栏目有“校闻专载”“校事纪要”“校友消息”等9项。从该刊中得悉的女中出丛书11种，学生刊物4种，即《珊瑚月刊》《心声》《文友》《毕业文库》。
《海滨》由汕头私立海滨中学编委会编辑，先后编有《海滨学术》《海滨文艺》《海滨月刊》《海滨木刻画刊》《号角》等刊物，后因日本侵略而被迫停刊。1948年6月1日，《海滨》复刊，内容大多是学校老师的论着、研究、创作，也有少数外来稿。《海滨学生》也是海滨中学校刊之一。日本侵略汕头之后停刊，1949年复刊。刊物文章都是该校学生习作。
1948年7月1日，汕头私立聿怀中学校刊《聿中校刊》创办。
㈢中国共产党期刊
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解放前由中共潮汕地下党组织在各个革命时期，在直接领导的队伍里与苏区、游击队，甚至国民党政权统治下，都以各种不同方式领导创办了各种期刊，宣传当的主张，既有公开的，也有内部发行的。
1923年8月，汕头党组织刊物《小铁锤》创办，主编是林雪棠。
1925年8月22日，中共汕头特支领导出版了刊物——《死战》，宣传反帝反国民党行动，支援省港大罢工，共出130多期，1927年4月被国民党查封。
1932年8月1日，汕头党组织创办《吼湍》《动荡》《潮汕文化》，发动群众，宣传革命。
1938年，汕青救会主办的《救亡呼声》出版。该刊以青年为重点对象，宣传热血青年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动人事迹。
1938年3月5日，中共潮汕党组“岭东各地青抗会通讯处”主办的《抗敌导报》出版，由徐扬、王亚夫等编辑，后增办《岭东通讯》，两刊宣传报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反映潮梅地区抗日战争群众运动情况。1939年6月21日，日本侵略汕头，刊物迁往揭阳，后因国民党反共高潮而停刊。
1938年3月，由王亚夫主办的《突击队》创刊，这是一个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铅印本。有故事、论文、书信、人物小传、潮州方言、连环画、漫画、刻画、相片等。由汕头“文艺杂志社”发行潮梅各县、市，发行量多达数万份。1939年汕头沦陷停刊。
1945年12月，中共汕头市工委组织出版了《综合》（半月刊），聘请李白虹为编辑，张旭华任发行人，以宣传人民民主我宗旨，曾广、陈焕新地曾为刊物写稿，只出3期。
清末民国时期汕头埠文化事业，除了报纸、图书馆、书局、出版社、刊期外，还设立了“汕头通讯社”“潮梅通讯社”“新岭东通讯社”“社会通讯社”“韩江通讯社”“青锋通讯社” “社”“东亚社”“平民社”“时事社”“潮声社”等40左右个通讯社。
总之，在1860年开埠的推动下，汕头的报纸、图书馆、书局、出版社、期刊、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文化事业的发展，强有力推动了汕头城市文化的发展繁荣，加快了汕头的近代化进程，缔造了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造就汕头成为粤东地区文化中心这一里格局；汕头文化事业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潮汕文化从古代封建农业文化向近代工业商业文化转变，促进潮汕文化的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