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强正大集团谢国民资深董事长畅谈家族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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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似海情深
在汕头，我遇到了一位终生难忘的女老师——小学时代的班主任陈诗馥。刚从泰国回汕头的我，什么都觉得陌生，班里的朋友也不多，陈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记得有一次，在陈老师的支持下我走上讲台，有声有色地讲述了泰国的民间故事，大家被生动有趣的内容逗得哈哈大笑。我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
师范学校毕业的陈老师那时还不到30岁，她的先生在远离汕头30公里外的揭阳市做中学教师。有段时间我生病住院，不能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多次到医院看我。我出院后，陈老师放弃回揭阳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利用暑假给我补习功课。
陈老师爱生如子，对班里每位学生都温和慈祥。担任我们班主任那几年，陈老师从未请过假，即便是感冒发烧也坚持上课。老师生病，我们会到老师宿舍帮助清扫房间。我还把从泰国带回的特效药拿给老师。
陈老师担心班里有学生成绩不好会掉队，提议同学之间互帮互学。有些同学家里没有电灯，晚上不能在家复习功课。我的家里比较宽敞，适合同学们聚在一起，于是我组织了一个晚间学习小组。

（前排中央是陈老师，第2排左1是谢国民先生）
晚自习上我把各科的题目分给同学，让他们复习准备后轮流给大家讲解，这个方法让大家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我还让几位学习基础差的同学在家留宿，一起睡觉，一起早读。同学们的成绩提高了，全班学习的总成绩也获得了全校第一名。
我成了班里的小领导。学校的篮球比赛和拔河比赛，都由我带领大家反复练习，共同切磋取胜方法。同学们齐心协力，两个比赛都赢得了冠军。在班级这样小小的组织里，我体会到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重要性。后来，我被选为班长。
有件事至今难忘。当时班里有位同学，调皮捣蛋，没有朋友，不但被同学们讨厌，连家长也不愿意理他。他很孤独。缺少关爱的他为了引人注目，到处惹是生非。我很同情他。在班里只有我愿意跟他做朋友，带他一起出去玩儿。在交往中，我慢慢告诉他不要再做那些惹是生非的事情。他不肯听家长和老师的，但听我的。
从母亲那里我继承了同情帮助别人的能力。这在日后的企业经营中也发挥了作用。只有站在他人立场替他人着想，才会被人尊重。如果只为自己考虑，谁也不会听从你。
我在汕头念到初中一年级就转学到了广州，姐姐在广州上大学，我住在姐姐那里。日常会话从潮州话变成了广东话，潮州话和广东话虽都是广东省的语言，发音却大不相同。广东话对我来说就像是外语。
慢慢地我能听懂一些日常会话，但还是不会说，好在能够看懂汉字。我在广州只学了一年，没在那里毕业。为了学习英语，我转学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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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中国
我在香港待到17岁。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看电影，当电影导演是我从小的梦想。刚好有一位香港朋友的哥哥是电影明星，十八、九岁。我靠着这层关系进出摄影棚，仔细观察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儿，并一心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并不像现在这样光鲜奢华，路上很少见到汽车，从大陆逃难过来的人很多，穷人在半山腰的铁皮屋里栖身。原本住在香港的有钱人离开这里，搬到了其他地方，香港日后才慢慢繁荣起来。
我在香港上学，上课用广东话和英语，那所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父亲希望我在香港打好英语基础，然后去澳洲上大学。父亲的想法是，我在农业发达的澳洲专心学习农业后，可以帮忙打理家业。
可是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辗转不定的生活。在泰国的小学校学习泰语，回到汕头学习中文（潮州话），转学到广州又开始学习广东话，到了香港则是广东话加英语。要是去了澳洲，还得玩儿命学习英语。
在汕头学习汉字时吃的苦头到了澳洲还要重新来一次，这个苦头我是不想再吃了。我决定不去留学，本来应该跟妹妹一起去的，最后妹妹只身前往澳洲。
我在香港时正值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向已经十分明显。从建国初期欢迎私人企业家和归国华侨，逐渐变成否定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政府开始没收私有土地，推行农业集体化。在汕头拥有公司和农场的父亲，也从爱国华侨变成了被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

（“正大庄”的经营层，右2是我的父亲，右3是我的叔父）
父亲的运气很好，他本来是出不了境的，因患了胃病，得到香港去做手术。在香港疗养期间，中国的政策急转直下，父亲就此躲过大难。当时的香港由英国统治，是中国管控不了的安全区。要是父亲晚一点离开中国，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之后，汕头的公司和农场全都被政府没收，父亲失去了在中国的所有财产。担心会被扣在国内，我也不能再从香港去汕头和广州。直到70年代末期，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才能再次来到中国。
放弃澳洲留学后，父亲敦促我说：“不学习就回去工作吧。”就这样，我离开香港回到了曼谷。我在中国和香港的那段期间，父亲在曼谷创办的 “正大庄”，已经成长为一个中型企业——卜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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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泰文名字
回到泰国时，我被迫改了名字。
谢国民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用潮州话的发音来念。我带着印有中文名字的护照离开香港回到泰国。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反共的泰国政府与中国关系恶化，限制接受中国移民。在泰国出生的华人也被迫把护照上的中文名字改成了泰文名字。
塔宁是我的泰文名字，是泰国政府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给我起的。名字的意思我不懂，但听上去觉得还不错，我接受了。从那以后我一直使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并不是我特意去找的而是在移民局里偶然得到的。

（从左侧起是我、大哥、二哥和三哥,每个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
谢拉华隆是我们家的泰文姓氏，最初是我三哥谢中民开始使用的。他同我一样，也是从中国回泰国时被迫改了姓名。后来我也跟着使用这个姓氏。
我在汕头、广东和香港学习期间，曼谷的事业越做越大。父亲创办的“正大庄”种子店在三叔谢少飞的打理下，已经变成了大店，不仅销售菜种，还销售肥料和农药。
大哥谢正民和二哥谢大民在四川完成学业后也回到曼谷帮忙家业。大哥1953年创办了饲料事业，有意拓展以农业为主的业务，将公司取名为 Charoen Phokphand Group，简称卜蜂集团。
大嫂的养父是泰国的一位将军，Charoen Phokphand 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Charoen在泰语中的意思是繁荣，Phokphand有大众商品或农产品的意思。最早创办的“正大庄”种子店仍然使用“正大”这个名称。卜蜂集团日后又在中国创办正大集团，将“正大”广泛使用到中国的业务当中。
50年代后期我从香港回来，卜蜂集团已经扩大成中型企业，我开始帮哥哥打理饲料业务。公司销售的饲料主要用来喂鸡、喂猪，有玉米、豆粉、碎米和鱼粉等。那时我们有家小加工厂，但不管调配饲料。
父亲告诫我“要从最底层做起”。刚满18岁的我和学徒工们一起，干起了开门打烊、擦桌子的杂活，还负责起收钱付款。虽然我在学校没有学过经营，但在实践中掌握了工作要领。
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辆老旧的卡车准点来到店门口。卡车早早从店里出发，采购用来做饲料的原料运往工厂。我对这个饲料业务的采购和运送充满了好奇。我特意起大早，跟着卡车来了一场小小的“旅行”。一路上我观察了原料采购和运送的部分流程以及工厂生产的过程。卡车卸完货返回店铺时刚好早上8点。我打开店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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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猪挣小钱
回到曼谷给两个哥哥帮忙，我也挣了些零花钱。刚好那时二哥谢大民跟出口业者携手，干起了活猪出口香港的业务。二哥把装船运送的重任交给了我。一条船一次可以装运两三千头猪，装运工作现场非常忙乱。
几千头猪在船上的狭小空间里挤来挤去，椰子树叶用来遮风避雨。每次船到达香港时都会有很多猪死掉。为了减少猪的死亡率，二哥对我提议，少死一头猪，给我100泰铢的奖赏。要是能少死10头猪，我就能拿到1000泰铢。那个年代，有300泰铢就可以在香港最高级的餐厅消费，而且绰绰有余。
我仔细观察后发现猪的死亡跟船的摇晃有很大关系。船头直冲风浪，晃动剧烈，猪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发生碰撞。我向码头装运工的工头提出，少死一头猪给他20泰铢，工头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按照我的要求，他每次都把猪放置在船的中部或是后部。
码头的其他装运工，我也从拿到的100泰铢当中拿出30泰铢分给他们，即便这样我还会有50泰铢。也许是风向的关系，夏天(5月～9月)把猪放在船的中间，冬天(11月～2月)把猪放在船的尾部，猪的损伤会减少。调整了猪的装船位置后，猪的死亡率下降了。我在实践中学会了运输管理的重要性，也悟出了把利益分给别人的经营方法。
上世纪50年代末，泰国政府推行新政策，要对鸡、鸭等禽蛋出口实施管理，并专门为此成立了合作社公司。在店里工作了大约两年的我，通过积极争取，进入与政府合营的公司担任经理。
在此政策之前，禽蛋可以自由向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澳门出口。实施管理后，出口变成了禽蛋合作社独家垄断。这样做的好处是出口商之间没有竞争，价格比较稳定，政府也能从合作社得到一定的税收。

（在泰国合作社工作的时候。左2是我，右4是Chamnan Yuvaboon博士）
我进入合作社负责出口业务。泰国政府委任了一位官员担任合作社的董事长，这位官员叫 Chamnan Yuvaboon，是位留法回来的法学博士，此人是当时内政部行政司司长，位高权重。博士对我说：“我看好你，你放开干吧”，他把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了我。
一个20岁的毛头小伙就这样成了曼谷所有鸡、鸭、鹅肉初加工的“大总管”。从博士那里我学会了组织运作的方法，学会了怎样引导、组织人员，怎样筹备和召集会议，就连向董事会汇报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
20岁时我身边来了一个秘书，说是秘书其实是董事长派来帮我的官员。我没多拿过一分钱，没做过任何抵触法律的事情。日子久了，合作社的老板们开始对我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在合作社时代，泰国的家禽业面临一个重大课题。当时脱毛、屠宰等禽肉初加工全部是人工操作。1天需加工10万只家禽以上，单靠人工根本做不到，效率低成本也高。为了降低成本，采用机械化加工成了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