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名故事——揭阳揭西县、揭阳的“地名故事”。

12.58K Views

01240Likes

▼

12388

　　“揭阳”是岭南地区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史记》《汉书》等古籍都有记载。因之唐宋时代那些嗜古的人物都对它极为看重，常常在诗文里用以作为当时潮州的代称。

　　上述看法的佐证唾手可得。譬如唐人韩愈《别赵子》诗中“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宋人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诗中“韩君揭阳居，戚嗟与死邻”；梅尧臣《送胡都官知潮州》诗中的“自昔揭阳郡，刺史推韩侯”；钱冶《和金城山诗》中的“高低簇画屏，深映揭阳城”；许彦先《题金山见远亭》诗中的“山上危亭薙草茅，揭阳州望极南交”等等诗歌里的“揭阳”“揭阳郡”“揭阳城”“揭阳州”指的都是当时的潮州，而非秦汉时所建的揭阳或两宋之交所建的揭阳。

　　秦汉时代所建的揭阳县，其版图囊括唐宋元明各朝潮州府辖区，以及今广东梅州地区和闽西南地区。所以唐宋人喜欢把它当作潮州的前身。如雍正九年（1731），陈树芝纂修《揭阳县志》时，在序言中仍坚认“揭阳，盖先郡而得名”。这与元《潮州三阳志。州县总叙》“南粤未灭，已有揭阳名”同理。

　　问题在于“揭阳”之名缘何而有？至今仍没有人给出客观可信的说法。

　　最早试图解释的是唐代著名训诂家韦昭、颜师古和苏林等人。但他们都只是在“揭”字做文章，而没有更透彻的解读。像韦昭注《汉书。地理志》“揭阳”一名，认为其为“其逝反”，注意到的是读音。颜师古纠正韦昭的说法，主张应读为“竭”。苏林注《汉书。南粤王赵佗传》时，则又以为“揭”之音为“羯”。颜师古没有反驳。所以，《三阳志》编者说，“今惟苏林是从”。

　　显然，韦昭、颜师古、苏林们的对于揭阳的解释，并没有让后来的学者感到满意。于是自明清以降，试图以传统命名方法解读“揭阳”一名由来者不绝如缕。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于103卷中给出的说法是“（故治）在县西北，揭岭之南。汉置县，以揭岭为名”。在古代汉语中，山岭之南，江河之北为阳。顾氏凭借这一理论，而解揭阳一名之由来。今人黄朝凡先生曾经假设揭阳故治在今之揭西河婆，也是借此发挥。

　　明、清各版本的潮州府志、揭阳县志，涉及揭阳释名时，大抵借鉴顾氏之说。

　　于是就得探究“揭岭”在哪，它与“揭阳山”是否一山多名。雍正版《揭阳县志》卷一《山川》记“揭阳山”，其文云：“揭阳山，在县治西一百五十里，形势岹峣，南北两支，分抵兴宁、海丰境，县之主山也。或谓揭岭，误矣。”那么，有揭岭吗？有，即飞泉岭。其在“飞泉岭”条中有具体描述：在蓝田都界，脉自揭阳山来，壁立万仞，周廻数十里，层峦叠巘，人迹罕至，有泉飞空而下，因以名。相传宋进士郑国翰尝作亭以览胜，其同年朱晦庵书“落汉鸣泉”四大字揭诸亭中，留题有诗（见文纪）。新通志即作：揭阳岭，形势岹峣，其麓达兴宁、长乐之境，一曰揭岭。裴氏《广州记》以为此秦戍五岭之一，盖潮、惠之关隘，揭阳之北门也。

　　乾隆版《揭阳县志》卷1山川条，也载揭阳山和飞泉岭，承用雍正志的说法。

　　根据县志秉持的观点，揭阳山和揭岭为两山，也即今日揭西与五华交界的独山和丰顺汤西境内的飞泉岭。依古代命名法，揭岭之南（阳）即揭阳，揭阳是因县治在揭岭之阳而得名，揭阳山独立存在，与揭阳无关。

　　如此说来，汉之揭阳县治是在揭岭即飞泉岭之南，即距今揭阳旧县城正北“八十里”的丰顺汤西境内；《读史方舆纪要》称在县西北揭岭之阳（即今河婆一带者不确）。

　　以上诸说有着矛盾之处：今之揭西独山，顾祖禹称为揭岭，以为旧县治在其南；各版县志则以为独山应是揭阳山，飞泉岭才是揭岭，揭阳旧治是在后者之南。孰是？没有有力的说法可证。第二，裴渊《广州记》叙五岭，其一为揭阳，“揭阳岭”，顾祖禹把之简称为“揭岭”；而县志则以为揭岭是飞泉岭的原名，另立一山曰揭阳，这揭阳山与揭阳岭是否同一山而异名，也没说清。

　　再者，揭阳既然因揭岭得名，而“揭”的读音我们因为苏林的训疏而知道为“羯”，关键的是：揭是啥意思，山缘何叫揭岭？

　　还有，裴渊所称五岭，由今广西至广东北部，排成一条东西向直线，而揭阳岭却南跌一两百里，这样的五岭分布是否符合当时情况。今江西赣县境内，有揭阳山，南朝时区金居此，后助萧颐打下齐的天下，建立齐国，有史书（如郑大进《梅冈书院记》）把这事迹视为揭阳的光荣。会否与其余四岭并排的揭阳山，才是裴渊所说的揭阳岭，而后人误置今之莲花山脉中段上？

　　然后就是笔者拟为本文所作的结论。“南粤未灭，已有揭阳之名矣。武帝获建德，复南海郡，乃以揭阳为属县”（《三阳志》），这就是说，秦汉中原政权兼并岭东地区之前，这片地方已叫揭阳。后人之把其名出于诸山，是一种牵强附会。那么，为什么叫揭阳，而又没人理解其义呢，因为它不是汉语，不是依据汉地造名方法营造的一个地名。穷究其源，应是一个越语的汉译。至于越语中它为何义，因为当时的人没去追究，不得而知，后人也就懵懂，以至解文说字最精透者若韦昭、颜师古、苏林们也难得要领。而以山得名的记载，都是后人根据汉人造名方法进行的望文生意的编造而已。

　　攻取百（粤）越之地后，以土人的语音而直译为汉语地名，在秦汉对沿海地区的征服定名时十分普遍，如与揭阳同时并入中国版图的番禺、博罗（缚娄）及此前的今浙东一带的余姚、上虞以及许多带“阳”字的地名，都是这样而来的。浙江著名方志学家陈桥驿先生在《绍兴简史》中有专文的章节论述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我们了解一些词源久远的历史地名，很有参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