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捐献50万！90岁潮籍著名学者詹伯慧教授设立南方首个语言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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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力教授、袁家华教授等前辈的帮助，希望我的研究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11月15日，“暨南大学詹伯辉语言学奖”启动大会在暨南大学图书馆隆重举行。暨南大学教授詹伯辉将个人积蓄50万捐赠给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设立“暨南大学詹伯辉语言学奖”，希望奖励在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以促进汉语语言学的发展。

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协会、广东省文史研究院、广东省文联的专家领导、省内外10余所高校的专家、暨南大学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和部门负责人、社会贤达、校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在广州见证了首届南语言奖3354“暨南大学詹伯辉语言学奖”的正式启动。

詹伯辉

詹伯辉，1931年出生，潮州饶平人，全国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高级教授，中国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广东省第一位杰出社会科学家获得者，国家重大社会科学项目首席专家。他为中国的语言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詹伯辉从教65年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词典、汉语应用、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参与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担任《汉语大字典》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方言副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首席专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了40多部语言学著作和400多篇论文。

一心扶持后学，将对语言学研究的坚持传承下去

日前，詹伯辉决定捐出个人积蓄50万元设立詹伯辉语言学奖，奖励在汉语和方言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我的人生目标是‘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

唯一的职业就是为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做贡献。我快90岁了，身体也不好。学的东西不多，也没精力写大文章。我希望我的事业能承前启后，后人能继承这个事业。”

詹伯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设立“暨南大学詹伯辉语言学奖”，最重要的是向前辈们学习。“我的老师是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他帮了我很大的忙。目前北京有王力语言学奖和罗昌培语言学奖，南方没有这方面的奖项。”

他还说：“中国知识的普及直接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希望大家以后重视语言的应用和语言知识的普及，多下功夫。”据悉，他还无偿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图书资料，并成立了“暨南大学中国辩证法文献信息中心”。目前，该中心的第一批藏书已达1万多册。

据报道，

暨南大学詹伯辉语言学奖

专家(教授、研究人员、编辑等)推荐的作品。)将被选中，申请人的申请将不被接受。每个结果应该由两位专家推荐。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聘请知名专家担任评委。该奖项授予对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参评作品必须在指定评选日期前三年内出版，第一部作品应在一至五年内出版。每两年评选一次，奇数年举办。第一次颁奖是在2021年7月之前，颁奖仪式在2021年7月10日詹伯辉90岁生日那天举行。每两年评选一次对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不超过4名(一等奖、二等奖各1名)，获奖成果以专栏形式在《南方语言学》(半年报)中介绍。

文士情怀

大致来说，詹伯辉90年的时间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语言的天堂里度过的，埋头于汉语方言、汉语词典、汉语应用、汉语规范等领域。他很享受。“能专攻语言学一辈子是最幸福的事。”他也收获了许多果实和等长的作品。

2013年冬，82岁的詹伯辉接受了吉大的再就业，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辩证法大辞典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并作为首席专家负责编辑《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业内人士都知道，方言词典是常见的，方言学词典不是。单词和难度系数的区别无法比较。

詹伯辉组织了200多人，花了四年多时间编纂了465万字，终于在2017年推出了这本大词典，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的丰碑。

“(大字典)过去不存在，以后也很难说不。”詹伯辉也不是没有傲气。

在成绩的背后，詹伯辉经常工作到半夜一两点，学会了用微信和大家交流。张振兴也是该词典的主编，他对詹伯辉惊人的意志力印象深刻，更坚信詹伯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有多难，总能做到。

现在项目的数字平台建设正在进行，詹伯辉还在苦苦支撑。“我还是项目负责人，但是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不是让人去，而是让年轻人去做。”他打趣道。

詹老的“放弃”不是没有信心。

他带出来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被称为詹家军，因其生命力而得到语言学家的高度认可。从1991年开始，詹伯辉招收《中国辩证法》博士生。培养了29个博士，9个硕士，现在已经成为汉语方言骨干。

多年前，詹伯辉第一次举办书法展览时，饶宗颐先生欣然为他题写了“文人情怀”。詹伯辉十分珍惜“文人情怀”这几个词，并将其运用到书法展览中

1994年，詹伯辉和暨南大学第一位博士生出席了毕业典礼。

00，255)；乡音无改

詹伯辉一生与语言研究的联系与其独特的语言背景密不可分。

他来自潮州一个双语家庭。我的父亲詹安泰是饶平的客家人，说客家话，而我的母亲是地道的潮州人，说潮州话。后来，他随父亲转学到粤北石平的一所小学，很快就熟悉了粤语。詹伯辉从小就接触到这三种方言。

当时，他父亲在贺教他背诵《回乡偶书》。詹伯辉很不解，不知道“地方口音”是什么意思。他没想到，自己对“地方口音”的热爱和研究，竟然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语言有着浓厚兴趣的詹伯辉进入了中山大学，他所学的专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语言学系。

中国辩证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五四运动，各种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技巧从国外传入中国。王力先生，留法学习，专攻语言学，曾任CUHK文理学院院长，不久设立语言学系。

詹伯辉入学时，班里只有7名学生，之前已经入学的，全系只有13名学生。但是老师多达10个，而且大部分都是知名教授。独特的学习条件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这让语言学在詹伯辉的脑海里生根发芽。

1953年，詹伯辉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1995年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家华先生学习方言学，为方言调查研究、实际工作和教学奠定了全面的基础。

他在深造期间，参与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系统的汉语方言书籍《汉语方言概要》，负责两广闽语两章，约占全书50万字的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在中科院组织的语言调查中发现了“北方方言岛”海南军语，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詹伯辉逐渐变成了一个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

此后，詹伯辉一直专注于汉语方言的研究。他永远忘不了自己的地方口音，“现在让我回到饶平，我能说出饶平的客家方言”。

1980年，詹伯辉和饶宗颐教授在京都合影。

方言学者“推普”半生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而个人的才能一旦顺应时代潮流，产生就注定有无限的能量。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全国语言工作会议等语言学领域的三次重要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为确立新中国汉语现代化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普及普通话、普及汉语拼音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对于有幸参加的詹伯辉来说，来得正是时候，意义重大。

关注国家的语言原则和政策，支持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实施，

是中国专业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大国，离不开全民通用、全社会广泛流传的共同语言。”詹伯辉在文章中写道。

回到罗家山，詹伯辉工作热情高涨。开设汉语方言课程的同时，带领学生进行湖北方言调查，主持编写《湖北方言调查》，发表论文；在练习的同时，积极推广普通话，帮助公安部门识别方言。

70年代中期，詹伯辉加入了编纂大型辞书的行列。从1975年开始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1979年写成143万字《现代汉语方言》手稿。《现代汉语方言》年，詹伯辉首次采用了七个方言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方言、闽语)的概念，得到了语言学家的广泛认可，并沿用至今。

“天不怕地不怕，我怕广东人说普通话。”1983年，詹伯辉从武汉大学调回暨南大学。面对广东复杂的方言情况和相对滞后的普通话普及，他多次呼吁大力推广普通话，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时亲自为“普及”工作培养骨干，担任普通话比赛评委，为媒体撰写“普及”文稿，撰写普通话学习手册.只要是“普及”工作，詹伯辉都要挤出时间给予支持，绝不拒绝。

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于1992年授予他“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詹伯辉在实行“大众化”的同时，始终倡导“兴一种，留多种”，让方言在文化领域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语言资源

“粤语作为工具，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交工具的功能；作为一种文化，它从未停止过对粤语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承和弘扬，这决定了粤语永远不会消失。”面对所谓的“方言存废”之争，詹伯辉有勇气说出来看看，听听。

多年来，面对各种误解，詹伯辉先后发表了很多意见，澄清了一个语言专业人士的观点。他多次解释说，“普及”是让全国人民在熟悉和习惯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学习社会通用语言，从单一语言生活过渡到双语生活。“如果潮州的孩子不会说潮州话，广州的孩子不会说广州话，也不能算是成功”。

近年来，我国方言保护问题日益提上日程，语言是宝贵资源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个重要概念的确立，离不开以詹伯辉为代表的语言专业人士的大声疾呼。

在中国七大汉语方言中，广东方言占了一半。但长期以来，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回老家教书的詹伯辉，年过半百，胸怀大志，深切感受到对方言资源丰富的广东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

广东方言有规律的分布。河平原附近的方言多为粤语，山区附近的多为客家话，沿海的潮汕、雷州方言多为闽语。同时兼任广东省汉语学会会长的詹伯辉，从大的角度和小的角度出发，确立了先了解粤方言，再有条件地学习其他方言的思路。

他带领团队耕田，十年走遍珠三角、粤北、粤西，先后推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勾勒出广东粤语的轮廓，为粤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对闽粤客家话的进一步考察，

詹伯辉和他的团队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粤方言研究的“荒地”越来越少。“詹家俊”的学术成就，与中国其他地区一起，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看似冷门的语言学习中，詹伯辉不是“冷”，更多的时候是“热”。晚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方言的应用，既有卷帙浩繁的书籍，也有脍炙人口的“小书”。

20世纪末，由于粤语语音的差异，

詹伯辉花了十年时间组织粤港澳学者进行音检，2002年推出《广州话正音字典》。这本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本有方言发音的词典。

其中，每个单词只用了三年就做好了卡片。

为了传播和普及语言文字知识，2010年，他组织了一批著名语言学家编写了《大家小书》系列。作为主编，他率先收集了一批通俗实用的文章，编成《语文杂记》作为第一卷出版。詹伯辉还为粤语区的学生编写了《粤港澳学生用普通话常用词词典》，帮助他们从比较的角度学好普通话。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人面临的新问题越来越多。很多人问他，如何看待各种网络语言？这位80岁学计算机、发微信的60岁老人笑了：这是语言发展的新生事物，要抱着宽容的态度，充分尊重网民选择语言交流方式的自由。

这也是詹伯辉一贯坚持的“少当语言警察，多当语言导游”。在他看来，语言规范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学家应该把人带入多彩的语言天堂，而不是忙于评论，急于判断是非，乱挥警棍。他甚至提出“从语言研究和词汇研究的角度来看，只要是人们用来交流的语言，哪怕是脏话和俚语，都可以收集起来，写成专著和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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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记得几个“组合”:把方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牢牢结合起来，贯彻中国的语言政策，紧密结合亿万人民的社会语言生活。这是詹伯辉方言研究摆脱“冷门”困境，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