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暴风》在汕开机引关注，你可知“中国电影之父”正是从潮汕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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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影《暴风》在汕头小公园开机，导演陈嘉上、主演陈伟霆等明星大咖也正式亮相，一时间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据悉，该片将在汕头多地取景拍摄，小公园、水龙局、永平酒楼、陈慈黉故居、石炮台公园、香园等多个景点都将悉数出镜，众多“胶己人”都对本次汕头红色故事和家门口的街景登上银幕十分期待。

其实，潮汕这片热土与中国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汕头作为较早对外开放的南方港口城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走廊。西方的电影业很早就进入汕头，当年汕头电影放映、制作业颇为发达，并催生了一批影视人才，如联系着中国电影的无数个“第一”，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正是从潮汕走出。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郑正秋，祖籍汕头潮南，著名导演、编剧、剧评家。他编导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拍摄的50多部电影多次轰动国际影坛，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历史性地位。

中国电影博物馆里郑正秋（左二）塑像

在汕头潮阳成田镇，有一个叫做上盐（原称上蓝汀）的小村庄，风景秀丽，四季如春，这里，是郑正秋的家乡。郑正秋的父亲郑让卿，曾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郑正秋的祖父郑介臣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赴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而成巨富，是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1888年12月4日，郑正秋出生，时值秋高气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取字“芳泽”。这个生于上海的小男孩，从此入了广东潮阳籍，在优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长。

郑正秋故居

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3岁那年，小正秋被母亲张太夫人从上海带回上盐村。老家迷人的田园风光、婚丧习俗、潮剧潮乐，乃至在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都给幼小的郑正秋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他后来所拍摄的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出潮汕文化对他的影响有多深。

到了求学年纪，小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庄乘黄的点拨下，小正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翌年，10岁的小正秋进入育才书院就读。

郑正秋从小体格嬴弱。气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当官却无知的父亲为减轻孩子病痛，横下心让他服鸦片止痛。从此，鸦片烟毒渐渐侵袭了小正秋全身，形成难以抗御的毒瘾。14岁那年，一位西医诊断小正秋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经治疗，结石似已排出体外，可心衰依旧，还多了个咳嗽、多痰的毛病。47岁就过早辞世的郑正秋，一生就在和疾病的斗争中，以过人的精力，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

因身体原因而肄业的郑正秋，在父亲带领下来到家族经营的郑洽记土栈，开始熟悉土栈业务，认识四方商贾。就像在书院是个受尊敬的好学生一样，郑正秋渐渐地在土行也成了里外受欢迎的“少老板”。郑让卿暗自得意：不去书院来土行这一着，走对了。

然而，郑正秋在业余却迷上了京剧，以至哪天没去茶园看上一场戏，吃饭也不香。他偏爱毛韵珂、潘月樵和梨园世家夏月珊、夏月润兄弟的戏，一来二去，和他们交上了朋友。1903年，上海育才学堂演出的一场新剧《张文祥刺马》，彻底地改变了郑正秋的兴趣，他再也无心经营客栈的生意，而是与戏剧艺术和电影创作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因目击清廷腐败，民生凋敝，而对当时流行、却粗俗无聊的剧目及演员的表演也有诸多看法，郑正秋便毅然投身于新剧运动。1910年，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郑正秋开始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他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丽丽所戏言》送到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年长郑正秋12岁的于右任怎么也没想到，正是他这封发自内心、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竟使他当了一回伯乐，为中国早期话剧事业和电影界送去一位开拓性人才。

《戏言》的发表，在当时的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不久，年轻的郑正秋已经成为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家了，之后他应于右任之邀加盟《民立报》，并萌发了改良戏剧的愿望。

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还在酝酿当中。民主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益，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情况比比皆是。有感于此，郑正秋自编自导、同时配以潮州音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另名《洞房花烛》）终于诞生了。《难夫难妻》是郑正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一开始，它就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婚姻制度，它不仅比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要早六年，而且内容更具深度。

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剧照

1913年刊登在《申报》上的《难夫难妻》广告

此后，郑正秋自组新民、民鸣、大中华等剧社，成为一位能编能演的“职业剧人”，以“言论老生”驰誉剧坛。曾编演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隐痛》、赞扬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行经的《新华毒》等。五四运动前后，他还创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解放画报》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

拍《难夫难妻》时搭的摄影棚，也是中国第一个拍故事片的摄影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接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也使中国民族电影找到了发展的契机。1922年，郑正秋在好友张石川的建议下，与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五人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明星电影公司成立后不久，郑正秋就提出拍“长篇正剧”的主张。1923年，他编导出我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真正地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这部电影一经公映，即引起轰动。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大小影院都在放映着这部电影。它不但打破了当时国外影片独占我国电影市场的局面，更掀起了国产电影创作的阵阵高潮。

1934年春节，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了一部令观众疯狂、流泪、如痴如醉的影片，那就是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郑正秋导演的影片。这部影片立场鲜明地揭露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民破产的社会现实。用郑正秋自己的话说，是一部“替穷苦人叫屈”的影片。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当时在首轮影院连映60余天，二轮影院连映40余天，范围遍及内地18个省53个城市以及香港，东南亚，打破了远东中外影片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价值的最高纪录。在1935年参加苏联莫斯科影展时，更是得到很高的评价。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2月25日，在意大利举办的1925—1980年中国电影回顾展时，拉开帷幕的，又是这部《姊妹花》，并备受赞誉，轰动国际影坛。电影《姊妹花》，是郑正秋整个电影生涯的巅峰之作。

《姊妹花》剧照

从《难夫难妻》到《姊妹花》，郑正秋一直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并展露出他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凛然正气。上世纪二十年代，他通过《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击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三十年代，他编写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现实题材剧本。此后，他又运用长期积累的电影创作经验，带病为宣传抗日、推动爱国运动，编写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等影片。正是这些影片，奠定了郑正秋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历史性地位。

郑正秋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电影艺术家。即使是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他依然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奔走呼号，摇旗呐喊。

身为电影界前辈，郑正秋以发掘和培育影坛人才为己任。1922年，郑正秋任校长的明星影戏学校宣告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电影学校”。毫无疑问，明星影戏学校的创立，不但为我国早期的演艺界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人才，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后继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被誉为“影坛皇后”的胡蝶，正是在这个时期，由郑正秋亲自发掘并培养出来的著名演员。胡蝶一直把郑正秋视为恩师。郑正秋在生命的后期，经常躺在担架上去片场工作，胡蝶总是跟随左右，帮他把毛毯盖好。郑正秋去世后，胡蝶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住。在她看来：“这是怀念老师最好的一种方式。”

胡蝶

后来同样成为一代著名电影艺术家的沈西苓，在人际关系上的处理上，却一直被视为“怪物”和“弱者”，屡受排斥。又是郑正秋的慧眼和支持，才让他在明星公司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编导。沈西苓如鱼得水，不久后他编导的《十字街头》，曾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被并列誉为“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沈西苓

再者，便是阮玲玉。阮玲玉与郑正秋的第一次相见，是在明星影戏学校招生面试时。这个16岁的上海姑娘由于紧张而发挥失常，不过，郑正秋却从阮的气质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他破例给了阮再试一次的机会，也成就了日后中国影坛一段悲剧般的传奇。

阮玲玉

郑正秋之子郑小秋（1910—1989），在父亲的影响下也走上了电影之路。其六、七岁时就在舞台上扮演儿童角色，艺名“药风子”。《孤儿救祖记》的孤儿余璞，就是由郑小秋扮演，他出色的演技，一定程度帮助了该片取得空前的成功。从此，郑小秋活跃在银幕上，并主演过《啼笑因缘》、《春蚕》、《姊妹花》等多部影片，成为当时电影界颇有影响的男影星。建国后，郑小秋根据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投身科教片事业，卓有成就。他导演过40多部影片，当中不乏《水土保持》、《保护耕牛》、《中国武术》、《粮仓典范》、《写好毛笔字》等优秀科教片。与人合导的《水土保持》1956年获第一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科教片电影节奖状，《中国武术》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荣誉奖。郑小秋还曾担任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等职务，他还培养出谢晋等数位中国优秀导演。

郑小秋

更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蔡楚生。蔡楚生与郑正秋，这一对同样从潮汕大地走出去的电影艺术巨匠，至今依然是潮汕人民心中的骄傲。

蔡楚生

郑正秋的潮阳同乡、比他小18岁的蔡楚生，在上海某电影公司担任场记和临时演员期间，饱受排斥、歧视。1929年，在倾听蔡楚生对电影的无限痴迷和追求之后，郑正秋一眼窥出这个小同乡潜藏着的横溢才华，立即收下这个“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三缺乏电影基本功的野小子”为学生，从此带在身边，悉心调教。不久，郑正秋不顾公司总经理张石川的极力反对，聘蔡楚生为助理导演、副导演、美工师，还协助他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6部影片。1935年2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电影展览会上，中国选去的8部影片中，就有郑正秋的《姊妹花》和蔡楚生的《渔光曲》。《姊妹花》在会上被誉为一部“成功的影片”，而《渔光曲》则获得展览会的“荣誉奖”，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当郑正秋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异常，立即把这一喜讯告知蔡楚生，为他的这一成功深深庆贺。蔡楚生十分感谢老师昔日的栽培之恩，并热切期望着有朝一天能与老师联袂拍片。

1935年7月16日，由于长期病魔的折磨，加上拍电影的过度劳累，郑正秋闭上了眼睛，年仅47岁。上海30多个团体、20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痛悼一代电影宗师的逝去。左翼电影领导人、著名作家田汉从南京送来一副亲笔题写的挽联：“早岁代民鸣，每弦管繁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出殡那天，万人夹道，万人空巷，而胡蝶、蔡楚生等一班电影界名人亲扶灵枢，一直送到上海“潮州八邑山庄（旅沪潮人亡故安葬墓地）”安葬。

郑正秋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作编导的电影达50余部之多。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第一人”，堪称“中国电影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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