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姿娘的乡村图书室：女人能在农村逆天改命吗？潮汕女人必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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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水瓶纪元（ID：Aquarius-Era）

作者 | 朱玲玉

“无奈”，吴利珠用这个词形容览表村里某些同乡女性的命运，她们被失学、生育、婚姻、贫穷代际传递等种种问题包裹得格外严实。她土生土长在览表。这一个人口近四万的沿海村庄，位于广东揭阳市惠来县。夜里行走于村巷，不乏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夹杂着男人们的几声吆喝。街面上，禁毒标语随处可见。

潮汕人称男丁叫“努仔”（孩子的意思），称女儿“走仔”（嫁给别人家的），因这桩观念，村里的女孩普遍失学、辍学、打工，待成年之后，往往囿于潮汕“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为夫家生育“标配”的两男两女。减少辍学，是她离开四年北漂所从事的社工工作，回村里创办图书室的初衷。

儿童性教育、妈妈夜校、贫困助学，一项项工作逐步开展了七年，图书室为这个古老村庄了带来了一些微妙的改变。

▲览表图书室。

辍学、打工、早婚、多育

“过着一些很没劲的，但总体来说又是很正常的生活，她们也没有别的可能和方向。”和村里的女孩们讲述起打工经历时，吴利珠形容自己，总是“一百块钱走天下”的人。

▲吴利珠。

小学三年级，吴利珠辍学后在村里帮人记六合彩补贴家用。2003年，吴利珠满15岁，按潮汕风俗“出了花园”（及笄之礼），揣着父亲在临行时给的一百块钱，和20来个同乡女孩同行下了深圳工厂的车间。那是同乡老板开的一家塑料厂。

政府禁止雇佣未成年务工，时不时就有人查访，每逢来人，她就和其他未成年的姐妹出去“放风”。深圳是个繁华之地，然而世界之窗、锦绣中华，都只能在门口看看。工资不过四百块，发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寄回家，每次至少三百，母亲总在电话里抱怨钱太少。零花超支的时候，她还得借钱补给家里，借了又还，还了再借。

▲吴利珠结束一天的忙碌，走出村巷。

在塑料厂干了一年，每天埋头在繁琐重复的流水线上，晚上加班，连吃饭的时间都得抢分夺秒，工人们组织抗议，把她推到前头。事后领班让她写检讨，留住了这份工。又不到半个月，她还是辞了职，跟同乡姐妹借了一百块钱，只身前往广州。从南头到广州，公交车乘务员问：“你去哪？”吴利珠不假思索地答：“去人多的地方。”

▲图书室活动空间。

夜里没地方落脚，她在厂里听人说网吧可以包夜看电视，但要晚上11点才开始。她就在街头晃悠，给厂里的同乡打个公用电话，还谎称到同学的地盘了，刚请过她吃饭。电话一挂眼泪就哗哗流了一脸，钻回那间网吧。第一次摸电脑，网管帮她申请了第一个QQ。

天亮后，试工顺利，她成为了“冰城饺子馆”服务员，每个月600元薪水，包吃包住。干了一个月，客人点菜单，她还时常记不起菜名怎么写。老板娘气得拍她的后脑勺。店里生意爆满，她通知客人上菜，不敲包厢门就径直往里喊一嗓子，老板娘说：“你不适合干服务员。”吴利珠回了深圳，干上了精品店销售。

▲吴利珠和村里的女孩交谈。

老板是香港人，教她怎么提升业绩，都是看人下菜的招数。一双耳环或者一个夹子，拿货就一块多块钱，她可以卖到三四十块钱，“都是全部用嘴巴讲的”。一天卖上1000块钱，就有50块的奖金。半年就升了店长，每个月底薪涨到了1500元，手头宽裕了些，她就把奖金换成一堆堆硬币，分给店铺附近讨饭的十个老乞丐们。她的沟通能力初现端倪：靠店铺有一个“小姐窝”（性服务场所），向她们催账的经历，竟然让十六七岁的她成为她们的倾诉对象。

销售干了一年，吴利珠又“找不到自己了”。不到17岁的她又辗转了珠海、东莞、天津，不是服装店，就是下澡堂子给人搓澡；样样工干不过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辞工。

▲吴利珠为夜校妈妈举办同学会。

2009年，她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女工公益机构创始人，齐丽霞。齐丽霞正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那时吴利珠还在天津澡堂子里帮人搓澡，放假去北京看望齐丽霞。大家伙儿睡大通铺、大锅饭，探望工友，讨论工伤维权问题，让她对公益产生了兴趣。她就问齐丽霞，“我可以来这里做志愿者吗？”齐丽霞回答：“可以，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她决定从天津的澡堂子辞工，成为工友之家的一名志愿者，这一呆就是四年多。身边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吴利珠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性教育书籍给孩子们上课，深入社区图书馆、女工合作社，学习法律维权知识，组织公益活动，最后成为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助理。北漂四年的社工经验让她开始对农工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期间有一次她回到览表，发现自己的邻居辍学、打工、早婚及承担繁重的生育任务，当地女孩的命运如出一辙。“过着一些很没劲的，但总体来说又是很正常的生活，她们也没有别的可能和方向。”

▲吴利珠一家三口携图书室工作人员在海边团建。

2014年，让吴利珠萌生回览表村创办图书室的想法的，是同乡的女孩们就都来家里找她诉苦。“那段时间我特别困扰，我很害怕，她们失恋来找我，要打工要来找我，还有各种家庭矛盾来找我。”家里窄，她没有地方可躲。她希望有个地方能让孩子们聚在一起读书，减少辍学率。吴利珠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致力于支持当地女性自主创业的老乡，并获得了她的支持，览表学校政教处主任吴木金也为她搬来了学校多余的桌子、板凳。村民吴飞鸿主动承担了第一年2600元的房租。绿芽基金会为这间图书室捐赠了第一批书籍，连同几家公益机构一起拨款支持图书室的运营和发展。如今，图书室已从一家扩大到三家。

观念之困

“为什么以前你都是被不公平对待过来的，还要这样对待你自己的女儿？”

▲村里到处可见供人祭祀的神庙。览表人信很多神，凡是富贵、生养及平安祝祷之事，都诉诸于妈祖、天地公、佛等各路神灵。

为减少辍学率，图书室和助学机构根与翼合作，针对览表村的贫困儿童给予助学基金扶持，小学、初中为500元/学期，高中1000元/学期。

起初，吴利珠和村里的妈妈们说：“助学基金倾向女孩。”

有妈妈不解，“为什么不能助学我儿子？”吴利珠解释：“你们不觉得女儿都受到不公平对待吗？你儿子即便我们不助学，你也不可能会让你儿子辍学，但是你女儿就可能（辍学）了，你们也没有想过，你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被不公平对待？“

妈妈们点头。

“为什么以前你都是被不公平对待过来的，还要（这样）对待你自己的女儿？”吴利珠再问。

“父母对待我们那一套，我们就搬到下一代，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从那时起，吴利珠发现这些妈妈们才开始去反思这种行为，“对，以前怎么没有想到？”

▲览表村，建有很多宗祠。每逢过节，村里的女人们都要担负起繁琐的祝祷之事。图为览表某宗祠墙上的宗族忌辰名录，男性名字后方注称“公”，但女性都只标了姓氏。

吴利珠讲起村里一个失学女孩的故事：她和邻居好朋友说好将来要一起读书，但等到好朋友都毕业了，她还没去读书。“你们想想多心酸。当年你的父母要是多给你读点书，你现在教育孩子是不是更厉害。男孩子读得书比女儿多，但是他们出去挣钱了，孩子都是女人带。婆婆们以前就被不公平对待，所以她现在就（不公平）对待你，你以后还要去对待你的媳妇，一代一代复制下去，女性一直过不好，对吧？”

▲平安、富贵及生育之事若求祷成真，览表的村民便于夜间，在神龛前为神灵放映露天潮剧，作为“谢神之礼”。

前年村里街面上还挂起了横幅：“你不给孩子读书就是违法。”吴利珠很开心，“现在基本上会读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就看个人造化了。但如果考上，一般家长都会让读。女孩子也一样，这个变化真的很好。这两年，村里的高中生、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女孩填志愿的时候，还来图书室咨询。 ”目前，助学项目已开展五年，共资助200多位贫困青少年，2/3为女孩。

▲神龛前的桌布绣着“人丁兴旺”。

吴利珠谈到生育，多子多福一直是当地女性们无法跳出的思维定式。“这种观念已经流传好多年了，即便再穷就一定要生，就算抚养再怎么辛苦。哪怕是90后一代，即便不想生那么多，个人意志也是完全抵抗不了整个宗族的压力。”

她给村里的女性普及避孕知识，免费为她们发放避孕套。村里的妇女看到避孕套，连连拒绝： “你赶紧拿回去，我才不需要这种东西的。”

▲村民也会在家中为神灵供奉香火和“活灯”。图为村中一座荒废的老屋，遗留的香灰和倾倒一侧的“活灯”。

夜校妈妈

村里有了男性反对的声音，“上面是男的，下面是女的，不要乱搞。”那一期夜校没办完，被村里人驱赶，只能关停，她又把课堂腾到下一个场地。

▲吴惠双。

2017年，图书室开办妈妈夜校，33岁的吴惠双给自己报了名。

她3岁就被亲生父母以三百块价格送养，养父母膝下只有一子，收养了两个女儿。养母平日苛刻，没送她和妹妹上学。她从小梦想校园，名字都不会写，女儿书本上的字也都认不得。

进夜校那会儿，丈夫刚被关进戒毒所，戒了又吸，吸了又戒，三次戒毒屡教不改，她亲自报了警。公婆要赡养，家里还有五个孩子，最大的也才刚成年，小的不到七岁。惠双独自打理一家猪场。丈夫被抓进去的时候，诺大的猪场只有三头母猪做种（繁殖）。猪场附近是一片坟冢，夜里便瘆得慌。她不喜欢养猪，讨厌粪便的味道。

▲吴惠双和女儿家中合影。儿子排行老二，还在外面读书。

每天早上五点，她就骑着摩托进村拉猪菜，没有本钱，买不起饲料，就去捡别人家田里扔掉的蔬菜。只要一走出猪场，她的头盔就不敢摘下来，生怕别人认出她的脸说闲话。猪菜拉回来，要在大锅里煮熟，否则猪养不了膘。喂食总要被猪溅一身污渍，整日灰头土脸。

即使生活这样窘迫，她也没放弃夜校。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课时，她很少落下。老师每天教五个字，只要手头停下活计，她就拿起笔来写，一遍记不住，就多记几次。“很伤脑筋，昨晚上老师教的，第二天上午就全忘了，反反复复的背。”

她被吴利珠称为妈妈夜校最有毅力、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位学生。村里很多妈妈因从小没有受过教育，都有无法识字的困扰，孩子的功课也无力辅导，出去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这也是导致辍学率高的原因之一。见她们都有迫切学习的念头，吴利珠就有了在图书室开办妈妈夜校的想法。

从十来个到五六十个，妈妈们陆续来报名，三十岁到六十岁的都有。几番周折下才找好教室，请来了村小的男老师给大家上课。妈妈们坐在讲台下，老师在黑板上每天五个字、五个字地教。村里有了男性反对的声音，“上面是男的，下面是女的，不要乱搞。”那一期夜校没办完，被村里人驱赶，只能关停，她又把课堂腾到下一个场地。老师教起来也不容易，有的妈妈们或学了又忘，或被家务事绊住，或者学了几个字就很难再坚持。有人说：“拿笔比扛锄头还难。”

▲带着孩子在妈祖庙前跳广场舞的妈妈们。

夜校、家、猪场，三点一线，惠双把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打点得紧紧有条。第一次卖猪，十头赚了两万多，她开心坏了。两年下来，赚了十三万，都用于一家子人平日开销，也没存下来，猪倒是多到60多头。丈夫戒毒期间，每个月她都会按时寄500块生活费。戒毒期没满两年，公婆又花钱把他接了出来，回来后便频繁对她家暴、性侵，猪场的活也不管不问。

“搞猪场那么累，他还要强迫你，身上都没有力气反抗，只能顺从他，每天都这样，折磨你两小时。才让你有觉睡。他让你感觉我自己在做鸡一样。”吴惠双渐渐忍不下去了，那天是元宵节，丈夫施暴后，她悄悄吃了两包老鼠药，卧床等死。“你别后悔。”她对身旁的丈夫说。第二天，肚子肿的老大，被堂弟媳拉去医院洗胃。“想死都死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她说，“觉得我整个人都没有价值了，太没用了。”

她去找吴利珠诉苦。吴利珠帮她找了律师起诉，过了半年多才离了婚。她和法官说：“猪场给他，我只要五个孩子。”丈夫至今也没有给过抚养费，孩子也不来看。告别了19年的婚姻，她颓靡了很多天，笑都笑不出来。

直到2019年11月，吴利珠叫几个夜校妈妈一起去广州参加了反家暴活动，惠双也在其中。她听到一位女性讲述自己走出家暴阴影的经历，对方已经60岁，表现开朗，她觉得自己也才30出头，生活不能倒在这里，决定重新振作，在村里的汉堡店找了一份服务员工作，菜单上她只认得“汉”字。客人点单时，她手足无措，客人和同事都不耐烦。她就盯着客人的嘴形记字，继续坚持上夜校。

两年下来，她可以发微信了，自信也多了起来。同事们学历都比她高，但汉堡店老板还是升她做了店长，她又找了一份保险的工作。每个月收入过万，日子稍微宽裕，经常给女儿们买衣服，“我小时候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没念过书，就想尽力满足她们”。

吴惠双觉得自己的前半生都很多放不下的心结。

第一件，归咎于出身。10岁才见到亲人，亲生父母有8个孩子，四儿四女。当年家境困难，父母把她和姐姐一起领到养父母跟前，养父母选了她，只因为她的眼睛比姐姐大。父母知道她在养父家的待遇，也没把她领回去。逢年过节，亲生父母也没给她送过任何东西，这也让她受到更多冷遇，养母每天又打又骂，缺衣短食。她12岁就给人做”死人工”，在丧礼上敲锣打鼓，见到亲人生离死别的，眼泪就要掉在锣鼓上。可17岁那年，家里来人说亲生父母家两个哥哥车祸去世了。她前去吊唁，却一滴眼泪都流不下来。

第二件，归咎于婚姻。也是17岁那年，丈夫和她相识，丈夫知道她的身世，握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温热，没多久她就怀孕了。嫁到丈夫家，大着肚子还要帮夫家照顾几个幼年的弟妹，他家有十个孩子，“每天一睁开眼，就看见一大桶的衣服要洗，一大家子的饭要煮，头都大了。”结婚的时候，养母嫌她夫家穷困，又生养得多，彩礼也不够数，就极力反对这桩婚事，把五个月身孕的她踢倒在地，这个孩子也就早产夭折了，她也险些丧命。婚后，她就发现丈夫吸毒成瘾，她感觉一天比一天绝望，“我那时候17岁啊，什么都不懂，就被婚姻困住了。”

▲吴惠双陪保险公司的客户ktv。上了两年夜校，mtv里的歌词都看得懂了，“感觉心也打开了许多，也爱美了”。

第三件，是长女瑶儿的辍学。丈夫第二次从戒毒所出来，她担心丈夫复吸，就拉着丈夫一起去了江门开小卖部，卖烟酒饮料为生，又生了个小女儿。瑶儿带着弟弟妹妹，留守在公婆身边，瑶儿刚读初中。有一次，她看见校园霸凌的新闻，打电话给长女，问她有没有被人欺负。瑶儿没有说话，她再次逼问，瑶儿就哭了。她坐了8个小时的车回览表，才知道，瑶儿在学校经常被男生取笑。瑶儿说：“不想读书了。”惠双说：“你不想读就不读了。跟我去江门。”她想让瑶儿转学到江门，但江门的学校要求出示结扎证，证件不全不能就读，只能让瑶儿留在店里打理生意。那时，小卖部生意红火，接着开了第二家连锁。丈夫又沉溺于赌老虎机。每天从店里拿收银换硬币，“老虎机能吃人，硬币哗啦啦地一天可以吃上几千块，店也都赔进去了”，他们又回了览表。她想让瑶儿回学校念书，但原校说学籍已丢失。瑶儿只能去厂里打工了。

三年前，她上了夜校，把瑶儿也带到了图书室，让吴利珠带着瑶儿学习。不久，瑶儿也成为了图书室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图书室成为她的避风港，她才刚成年，路还很长。女孩子还是要读点书才能有自信。”

少女心事

来图书室工作三年，“总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留恋，但这份工作让心里从此有了一根柱子，立在那里，像黑暗世界里面的那一抹光”。

▲吴瑶儿。

说起辍学，瑶儿心里并没有责备过母亲。她才19岁，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过得很糊涂，就好像不是我的人生，我只是在看着另外一个孩子，对未来也总有一种不能精确它的态度，小心翼翼的。很多事都不敢做。”

有一次图书室培训，老师问：“你们觉得你们心态是多大年龄？“她把自己的答案放在了“35岁”，和妈妈一样大。

因为从小留守，母亲疏于照顾，她觉得和母亲有点隔阂。作为长女，她承担了母亲在命运里的委屈和怨责，但“很少用女儿的眼光去看她，都是第三方的角色去理解她的苦难和离婚的举动。”她对旁人总是羞于提起家庭，也有点恐婚。

身为长女，总是有很多抱歉感。小时候就不敢找奶奶要零花钱，哪怕是买本子、买笔。她心想，“爸妈也没寄多少钱回来，我还老要钱。”有时候又不服气，“弟弟能有的，自己不能有”。进厂之后，有心仪的男孩子，不敢直言表白。她对热烈的情感会感到怯弱，从来没让自己发生过。

刚来图书室时，瑶儿只负责日常的图书借阅工作。看着吴利珠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体结构，性是如何发生的，月经为什么会来。她有了兴趣，把课程包下载到手机里开始自学。

▲瑶儿在图书室接受培训，和同事组织夜校同学会。

12岁来第一次例假，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自己上火或者生病了， “以为会来一辈子，还很痛，又绝望又反感，困扰了我很久。”

后来，吴利珠让瑶儿负责起性教育课程。第一次对孩子们指出绘本上的器官时，她很羞涩说出那些词汇。随着孩子们从抗拒到接受，甚至还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听到孩子们每次叫“瑶瑶姐”，“就感觉心里又亮了一点”。

▲瑶儿和同事小玲在村里骑摩托车下班回家。

上了性教育课之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教育妹妹们。 “她们知道月经代表她们的一个成长，而不是不好的事情。”二妹来例假时，她拍了拍二妹的肩膀，说：“恭喜你，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二妹说学校有同学谈恋爱，她又跟妹妹们普及性骚扰和性侵的常识。

她看到了很多孩子和家长的观念转变，“发现了很多生命力。就是从我所接触过的孩子身上来的，这是我很缺的一个东西。”打工的时候，她充满对未来的迷惘，来图书室工作三年，“总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留恋，但这份工作让心里从此有了一根柱子，立在那里，像黑暗世界里面的那一抹光”。

▲瑶儿独自在村巷中散心。

她在图书室的月薪是2800元。每个月交2000元给母亲，只剩800元给自己零花，母亲辛苦，弟弟和三个妹妹都还要读书，不能再让他们辍学了。“平日里同学聚会都不怎么去，去了就又是多一笔花销”，化妆品、衣服也不舍得买。

母亲发现瑶儿在图书馆工作之后，性情也慢慢变了，观念不合就会和她顶嘴。她开始忧虑，想让她出去工作，“你都学了这么多东西，要用出去，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只和小孩子打交道。去了外面你才有更多改变，学到更多，才会变漂亮更有气质。”瑶儿认为，母亲看不到图书室工作的前途，自己所学即使出去了也未必能用得上。她更希望自己能调岗到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最好什么人也不认识，可能被束缚的多了，就一直都很想尝试没有被束缚的感觉。”

▲惠双和女儿在海边散步。

有次，图书室同事问母亲：“你对瑶儿的期待是什么？”母亲回答说：“将来一定要找个好男人结婚，不要像她一样。”瑶儿很不赞同，“我幸福的前提，是建立在另一个人的基础上，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一定要结婚才圆满？”

乡村全职妈妈

“你上班还有休息日，我带三娃，一年365天没一天休息”，她理直气壮：“我一个人带大三个，有权利说家里的任何一个人”。

▲小花。

在吴利珠看来，乡村全职妈妈，是图书室妇女工作中最难辐射的女性群体。由于繁重的生育任务，丈夫通常要出去打工挣钱，孩子的抚育责任都落在了这些妈妈身上，日常生活都封闭于家庭内部。在览表，她们也是最边缘的女性群体。

小花（化名），和吴利珠家只有一墙之隔，邻居之间，偶尔推门送瓜送枣，关系淳朴。但平日里，图书室开放给村里所有孩子和妈妈们的活动，小花都没有参与，因为家中三个孩子，吃喝拉撒都忙不过来，最大的才九岁，最小的四岁，整日里闹腾，也不敢带去惊扰了图书室的安静和秩序。

小花从甘肃老家远嫁览表，也是村里最为典型的外省媳妇之一。村里的男人娶了外省的，人们会说：“娶外省的，都有本事。”对于外省媳妇，他们却说：“外省仔很穷。”图书室工作人员蓝茂秀对此颇有体会，嫁过来前几年，逢人都不称呼其名，只叫“福建的”，“在这些大男子主义面前，只能把自己缩小，久了就越缩越小，一点自信都没有。来了图书馆工作，好像才有了名字。”

小花13岁那年，父亲早逝，家中还有哥哥和弟弟。她决定远嫁时，母亲极力反对，丈夫从小被送养他乡，两年前才寻回亲人，去年才带她回到览表生活。夫家家中贫困。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堂伯家的。结婚时夫家给母亲的彩礼才两万块。按甘肃老家习俗，彩礼都得十余万。母亲经常电话里抱怨，小花深知母亲独自抚育儿女的辛苦，她总在心里说“对不起”。

嫁过来后，小花接连生育三个儿女。大的还没断奶，小的又嗷嗷待哺，左边抱大的，右边抱小的，体重也瘦到了90斤。小花母乳不够，全靠奶粉喂养，300多元一罐。丈夫在工地上工资近万元，每个月寄3000元回家，还要每月付1000块赡养费给公婆。

▲小花家中。她从学校接回两个儿子后，又去幼儿园接女儿，儿子独自留在家中做作业。小花每天要辅导三个小孩的作业。她初中辍学，担心孩子学习跟不上，以后除了进厂务工，没出路。

老二肠绞痛，又落地醒，夜里就嗷嗷哭不停，整晚都得枕在小花胳膊上睡。她的胳膊时常麻痹，可小脑袋瓜一碰到枕边，就得抱回怀里，重新哄睡。一直抱到第二年，她怀上小女儿，又经常缺氧，每天都得挺着大肚子跑医院吸氧，直到临盆分娩。女儿出生之后，两个儿子开始满地撒欢。一碰到发烧感冒，驮着三个孩子走几里路去村里的小诊所看病，像一只几乎被压垮的骆驼。“身子也不如以前硬实了，早上送孩子上学，骑着摩托车，风稍微一吹我会头痛。天气一变，关节就痛。”有一次嗓子发炎，身子也疼得起不来床，身边依然无人帮衬，婆婆还和她发生龃龉，半夜三点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吵架，她气得直哭。

▲小花出门送孩子上学。

丈夫去了深圳建筑工地务工，每个月回不了几天，回来了夫妻总免不了琐碎的争吵，小花“感觉多养了一个儿子，男人总觉得生孩子带孩子是理所当然，除了买吃的，其他都不管不问”。丈夫叫累，小花怼回去：“你上班还有休息日，我带三娃，一年365天没一天休息”，她理直气壮：“我一个人带大三个，有权利说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丈夫不再回话。

近来，学校老师跟她反映两个儿子性格封闭、沉默寡言，她又担心又自责，“以前在外面老是租房子，又不认识人，整天我一个人带着，又不敢背出去，都在家里憋坏了。现在学习都不好，怎么教都记不住，学校把问题全丢给家长，字都是我一笔一画教的，使了全力也跟不上，心里都放弃了，只能怪自己没教育好。可是深圳上学贵、门槛又高。”为了让儿子多和外面的人接触。小花给他报名补习班，每个月300块学费，每天晚上补一小时课。两男一女，在览表已算是生育“标准线”，小花觉得对丈夫没有一丝亏欠，再不想生育了。

作为外省媳妇，小花在览表，也没有可以诉说的人，所有的苦楚，都由自己消化。每天柴米油盐，六点起床，凌晨才入睡，总觉得时间不够，忙得自己都没有难过的时候。

▲小花在家中做工。

小花不喜欢伸手要钱的感觉，她觉得“安全感要由自己创造”。但又不能去工厂。孩子每天4点就放学，厂里下班晚，周末也经常得加班。她每天从当地服装厂拿零活，在家中缝纫衣服，一件两毛钱，每天缝上400多件，赚个八九十元。“在览表，很多女人都只在家里带孩子，老公给多少钱就花多少。哪怕每天只赚个几十元，我心里也踏实点。不努力，小孩子就得吃苦。”

都说览表人爱儿子，但小花觉得自己对女儿偏爱更多。她回忆做女儿的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把孩子们穷养大，从小有一种不安全感。她说，“现在三个孩子我都一个人拉扯大了，做女人做到我这样，什么都不怕了。女人经历了这些，内心自然就强大了，现在我就想跟女儿做朋友，将来她出去做什么事都会支持，别像我现在，整天待在家里，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我，全是孩子，全是家。我结婚太早了。”

读书是否成为女孩子走出去的唯一出路，吴利珠也无法给予肯定答案。很多女孩出去打工后，也很难跳出传统的观念。哪怕身处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她们还是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际圈里，很难接收到新观念和新知识，接受社会历练和成长的途径依旧狭隘。“图书室的工作，只能是潜移默化，影响到的还是村里思想比较开放的那撮人。整体上真的很难一下子改变”。但对于时常流连于这里的母亲与女儿，回头看过去，自己今昔对比已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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