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潮汕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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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1903.3.30－2002.1.10)，原名钟谭宗，广东汕尾海丰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着。是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文字“三大干流”的概念，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

人物生平

人民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钟敬文先生是汉族，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

　　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1928年夏，正当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钟先生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

　　这一时期，是钟敬文先生学术迅速成长的时期，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

　　1928年至1933年间，钟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此时，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钟敬文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夏，他曾应江西教育厅之邀，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间歌谣的公开演讲。

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先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他在《艺风》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先生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收集军民抗敌事迹，与陈原共同编辑《新军》杂志，还与同志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钟敬文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多篇报告文学。他的这些战地篇章，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

　　钟先生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一文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而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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