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专访吴开松会长：深圳百万潮商再出发潮青新一代成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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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深圳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大都市，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焦点；40年，一批批“拓荒牛”埋头苦干，勇立市场经济潮头，在新时代踏上特区的新征程。自深圳蛇口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以来，400多万在深潮汕人和百万潮商成为推动深圳发展的重要力量。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在新的起点上，以潮商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如何续写春天故事的精彩篇章，创造更多“深圳奇迹”？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访了深圳市潮汕商会创会会长、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执行理事长、深圳市潮汕青年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开松，试图从潮商的视角中寻找“特区再出发”的答案。

在深圳创新土壤耕耘多个“第一”
羊城晚报：40年时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您是深圳特区的第一批拓荒牛，能否结合您自身的创业经历，谈谈您所理解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模式”？
吴开松：党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40年来，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自1978年就来到了深圳，成为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批开拓者，可以说是见证了深圳特区40年的发展。
得益于深圳的创新土壤，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在文旅领域，创立了第一家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东方明珠大酒店；在房地产领域，在深圳黄木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外来人员住宅区；在农业领域，研发了全国第一个抗虫棉转基因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的垄断。
在我的理解中，个人的成就其实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深圳特区的发展走在时代前沿，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谁能抓住机会破局，就能创造出新模式。比如黄木岗社区，这个住宅区为刚刚来深圳打拼，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了落脚处，最多时住了有近3万人，也出了很多人才，这也解决了当时深圳特区面临的棘手的外来人口管理难题，创造了国内外来人口管理的新模式、新经验。
“深圳速度”和“深圳模式”的出现，正是由于深圳特区40年来坚定不移改革开放，注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全面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建设特区的信仰不能变
羊城晚报：您自身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军人，当过公务员，又下海创业，一手打造了深圳市潮汕商会大平台，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做出了这些人生选择？
吴开松：我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区河溪镇华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8岁那年，我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应征入伍。在部队的日子里，我进过西藏，也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1980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在深圳福田区政府部门工作了6年，在有升职处级干部机会的关口，却选择弃政从商。我把公务用车交回给政府，第二天自己买了辆单车，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下海经商之路。为什么会做这些选择呢？人的选择和人生目标是带着不确定性的，是会一直变化的。在没有来深圳之前，我的人生理想可能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有稳定的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庭。但朝气蓬勃的深圳，打开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世界，也让我有了更长远的人生目标，所以我放弃“铁饭碗”，选择发展实业，现在又在深圳市潮汕商会、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大平台上凝聚潮商力量，梦想也在一步步变大，深圳给了我施展抱负的空间。
羊城晚报：下海创业后赚了“第一桶金”后，为什么会选择在农业领域重新开始？
吴开松：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也面临过选择，是选择从事风起云涌的房地产，还是投身别人觉得“冷门”的农业。最终我选择了做农业，这是深圳当时的空白行业，我决心要做“大农业”。这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1992年的全国棉花产量大崩溃给我很深的触动。当年由于受干旱、棉铃虫害的严重影响，重点产棉三省鲁豫冀产量锐减，给国家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0亿元，农民收入降低，严重挫伤了棉农植棉积极性。这让我立下志愿：一定要把中国抗虫棉搞上去，打破美国转基因棉花技术垄断。通过10年的攻坚，抗虫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与产业化发展，使用创世纪的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90%以上，有力缓解了棉花生产遭受虫害的状况，也开启了改变中国亿万棉农命运的新时代。实际上，无论是十年艰苦的军营生活和严格的部队训练，还是在公务员岗位或者下海创业，我的身份可能一直在变，但我觉得不变的是信仰，对党忠诚，始终保持报效国家、建设特区的理想与信念。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