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的多彩人生：干部，学者，作家，重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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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仰望他，就像仰望旷野之上高耸挺拔的木棉树，从土地中吸足养分勇力，开满一树红花，灿烂着蓝天白云；人们感念他，就像感念奔涌的溪涧，从大山深处不息地流来，滋润着两岸的草木。

他，就是吴南生，原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尽管他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多年，但人们仍然敬仰他，感念他，祝愿他。
他1922年出生于汕头市，韩江水养育了他。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步伐不停地进攻中国，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难之中，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当时的他，才14岁，矮小瘦弱，但国难激起了他的灵智，他毅然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革命坚定，工作积极，机智勤勉，1940年便担任潮（安）澄（海）饶（平）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1年潮澄饶地区分成两个县委，吴南生独自负责一个县委的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事件爆发，廖承志、张文彬等多位党的领导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南委事件”。在这一危急的关头上，党组织决定派吴南生负责掩护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把他们一个一个安全送往重庆，到达红岩，转赴延安。但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且逐渐堕落，生活腐化，勾结国民党恶棍，还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将姚铎送到重庆。监送姚铎的重任交给了吴南生，1943年正月初三清晨，他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的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再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沿途经历无数险阻，吴南生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后来，姚铎在重庆叛逃回到潮汕，南方局经由吴南生按原先约定的暗语，通知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最后才把姚铎处决了。）吴南生在任务完成后，也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4年，他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延安，是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黄土高原上回荡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雄壮歌声。延安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８月，日本投降。紧接着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是，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准备内战，把它的精锐部队50多万人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在此之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在那里坚持抗日战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
当时，毛主席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去过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工业的重要，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因此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吴南生这一年23岁，热血澎湃，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许英决定到东北去。他们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征途。
1945年11月，天气已冷，长城内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从延安到东北，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他们渡过结冰的黄河，出长城便进入内蒙境内。原本他们是要去锦州的，可是此时国民党军队从海陆空三路进攻，占领了锦州。他们只好改道向赤峰前进。赤峰形势也不好，国民党军时时可能从锦州向赤峰袭来，于是他们三进三出赤峰。
从赤峰出发继续北上，此时天气已经转暖，春天来了，草原转绿，鲜花盛开。祖国的河山是美丽的，但是内战的战火已经燃起。草原人民过去受王爷剥削，日本侵略时代又受到非人压榨，所以极端贫困，有的牧民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老百姓是爱共产党的，主动给吴南生他们带路，避过了许多凶险。经过林西，经过巴林左旗，经过阿鲁科尔沁旗，跋涉几千里，历时10个月，穿过大草原到白城子，之后，他又走过半个东北，到了东满——吉林的延边。吴南生在穿越大草原的征途中写诗一首：
日日征途上，
年年作客中，
愿借千里马，
指日抵辽东。
此后三年，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血与火的搏斗中，节节胜利。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大踏步入关。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５月24日南昌解放，吴南生在南京街头听到广播说，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副市长，他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呢！他到南昌，这个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却是一片破败，满处瓦砾垃圾。27岁的他，立即发动群众，整治市容，整治交通，不出几日，南昌城变得面貌一新。不到四个月，他又随军南下，十月一日到达梅县。从淮海战役中逃到潮汕地区的国民党胡琏兵团闻风丧胆，又从汕头逃去台湾，10月24日汕头解放，进城接管的军代表就是吴南生。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当时汕头市委留下吴南生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这时他回到汕头已是相隔整整十年了。1944年他离开潮汕也将六年了。战争中，六年、十年，都是十分艰难漫长的岁月啊！故乡用浓浓的乡土之情欢迎他，他也为重回故乡而精神抖擞，誓要为故乡的建设殚精竭虑。
在争取民主革命全国性胜利时期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吴南生同志吃苦耐劳，呕心沥血，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担任过汕头市委副书记、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十年“文革”，他也受到严重冲击，他说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他说，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永远不能再让那种邪恶的“权力”重演这样的惨剧！
他的人生价值的真正凸现，他的生命之火的真正灿烂，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是一位睿智的、机敏的、目光深远的人，他的办事作风又是干练的爽快的。他工于象棋，他认为下棋要先走一步掌握主动，他在工作中也喜欢先走一步。他具有创造性、开拓力。他对国家对人民有一种深重的责任心。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吴南生正是这种胸怀，这种情愫，这种抱负。
他主持了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副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他用极大的气魄诉说他的胸怀。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新的时代给了他新的机遇，使他真正能做开创性的事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开始了一个风云变幻的、亿万人民翘首以待的伟大时代。
1979年１月16日，省委委派吴南生回他的家乡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一住多日。10年文革之后的汕头景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熟悉的楼房破旧不堪，道路两边搭起歪七斜八的竹棚，成千上万没有住处的人们栖身其中；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管年久失修，马路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是原先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吗？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称赞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也还是商业繁荣之处，它的经济条件与当年的香港相差不大。然而，亚洲几小龙在崛起，而汕头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除了“文革”的破坏外，僵化的机制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在倒退，倒退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吴南生痛心疾首，他食不甘味，他夜不能寐，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理压力。恰好，正在传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又给他开了心窍，看到曙光正冉冉从天边升起。
他在思索：“穷则思变，我们怎样才能迅速地富裕起来呢？我们怎样才能从铁笼子里突围呢？”就在此时，一位海外的朋友对他说：“你们要富，也不难，也会很快。我问你，你敢不敢办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一类的东西？”这个问题太大胆了，要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罪犯天条”的问题。但此时，他心动了，亚洲的几小龙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我们再不能在死胡同里搞恶性循环了。他心头一亮，心想能不能把汕头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找出解开“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死结的办法。
１月21日夜里，他正感冒发着高烧，但他还是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发了一个1300字的电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28日下午他由汕头回到广州，当晚，习仲勋就登门和他促膝长谈。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谈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为什么选汕头呢？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汕头地区的海外华人、华侨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是省尾国角，万一办不成，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吴南生说得很恳切，都是从心中流出来的话，他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去汕头搞试验。如果犯忌要杀头，就杀我好了！”古代不少忠烈之士，就这么死谏过的。要在社会主义土地上，弄一块地方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引进外资，在那个时代是太大胆、犯“天条”的想法了。以往已有不少人因为犯忌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好在此时已是三中全会之后了。
习仲勋接着说：“要搞，全省都搞，也有人提过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想法。４月中央开工作会议，咱们先起草个意思，到时我带去北京。”
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明确了以深圳、珠海、汕头作为试点。但是，叫什么名称好？叫“出口加工区”？叫“自由贸易区”？还是叫“贸易出口区”？都不好。最后决定暂时先安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叶剑英元帅当时正在广州，习仲勋、吴南生就向他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帅听后很高兴，连声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4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期间，邓小平同志赞成广东“先行一步”，他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北京有人反对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吴南生听到这些意见，觉得名称有了：就叫“经济特区”好了！1979年12月12日，他到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有关广东建立特区的问题，提出定名为“经济特区”，中央同意。从此，这个名字走向了全世界。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共同生日。
《特区条例》公布后，《纽约时报》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时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那时的深圳是宝安县管辖下一个镇，面积仅3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人，全镇最高的一幢楼房是五层，市容陈旧，街道简陋狭窄，连交通指挥岗和红绿灯都没有，人均居住面积仅2.74平方米……
深圳与香港隔河相望，元朗的白色高楼清晰分明，正因为两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偷渡”成为这里令人头痛的问题。对饥饿中的百姓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吴南生深入调查时，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深圳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对岸的罗芳村的人全是这边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可是，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新界罗芳村则是13000元；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收入0.7元到1.2元，香港农民收入60~70港元，相差100倍。当时，从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的先后有几十万人，冒死逃港。在宝安县不少地方因为缺乏劳力，土地荒了没人种，稻子黄了没人收。蛇口开发时，沙滩上挖出多少具骸骨，都是当年一些不识水性、溺毙后又被海潮卷回来的冤死者。而“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逃港了，这是后话。
人们多以为中央拨款在建设深圳。否！中央只给了3000万元作为“酵母”的启动贷款。深圳建设资金９８％靠自筹。它创造了在中国进行城市建设的新纪录。
不过60天，搬了罗湖山，填高了一幅低洼地。如果把它租出去，几十亿就来了。但是，把土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好在一开始筹办特区时，吴南生就已意识到一定会有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广东的理论界和他意气相投，因而在理论上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万幸的是，在《资本论》和列宁的着作中，都有关于租地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慈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讲得多好啊！不过，吴南生还是听从了其他同志的建议：把“土地出租”改为“土地有偿使用”吧，到上面容易通过。吴南生深以为然。于是，“地租”改称“土地使用费”，以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新名词。
这个爆炸新闻，轰动了香港。香港的许多报刊争相以显着的版面予以披露。
从1980年到1981年，很快吸引了外资4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数字，于是“四通一平”、基础建设的资金都没有问题了。
正当深圳热火朝天地进行建设，滚滚黄尘中初现现代化城市雏形，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得到发扬，可是也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一些老干部在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变了颜色。”某单位曾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的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有人公然吹风说：“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说“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有经济问题……神秘的调查组也悄悄地来了，看到的也是两眼墨黑。
这一时期，吴南生感到政治压力特别的重，以上问题都叫他费解而后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而且不小。他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明白政治斗争的无情。你看，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那份报纸，还附了一篇署名文章，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式的大砍刀，又高高举起了！
同一时间，北京有关方面又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出特区工作总结报告。从筹办特区开始，就不断写报告，现在又要再写，究竟要写什么？……这一责任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和一起创办特区的秦文俊、丁励松等同志一起，一连写了八次稿，都不行。最后，由吴南生亲自动手，写了第九稿，交省委讨论选用。就在这时，由于过分劳瘁，吴南生突然患了急性心包炎倒下了，送医院急救。
所幸，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1984年１月，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一路走一路看，最后他欣然命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又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自此，往特区身上泼污的声音，渐次平息。
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1年后，他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回到省委，他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９月，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担任省政协主席。
吴南生同志是声誉很高的高级干部，也是一位文化素养深厚的学人。他是汕头大学的创办人。1979年初，他在筹建汕头特区的同时，筹建汕头大学。1980年５月，广东省各界人士组成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一致推举他担任主任。1987年成立汕头大学校董会，他被推举为一、二、三届校董会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吴南生以整整20年的时间，踏踏实实圆了粤东人民世世代代的心愿。粤东莘莘学子们视他为蓝天上的星月。
吴南生是作家。1936年起，他在汕头、厦门、香港、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等着作；他是潮剧编剧和改革家，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潮剧有《辞郎州》、《续荔镜记》、《井边会》、《万山红》等50多部；他还是着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他眼光独到，兴趣广泛，勇于实践，甚至有点冒险精神。他的收藏故事就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现在是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北宋名画《群峰晴雪图》就是他捐献的。
2003年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憨斋藏联展”和2006年的“憨斋珍藏书法展”在广州一再引起轰动。“憨斋藏联展”展出了他多年收藏的200多副楹联。“憨斋珍藏书法展”展出了明、清以来80多件诗文手稿、楹联、手卷、条幅，有祝枝山的草书长卷《前赤壁赋》，文征明的小楷，董其昌的行书，还有八大山人、郑板桥、刘墉、吴昌硕、梁启超等人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藏品大多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而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
在“文革”中，他被抓带关了５年，曾被打得耳膜破裂、满身青紫，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才得到“解放”，1972年的春节前夜才被允许回家。
1971年他从韶关犁市广东女子第一监狱（原是关女犯人的地方，文革中改为关老干部的地方。原广东省委常委、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长征的老工人领袖冯燊同志也同时关在这里，死在这里）出来，到连山上草“五七”干校监护学习、劳动。那年，他虚龄50。
在干校，他参加各种劳动，放羊、放牛、种菜、种水稻、上山救火、砍柴……有一次，在高山上砍柴时，被一棵小树压倒在地上，左脚受伤，傍晚下山时又逢大雨，一拐一拐地走十几里地回到干校，一路感想很多，忽然成了一首打油诗：
残阳骤雨下山岗，
不料此身得幸还；
上帝无灵阎王老，
今朝又过鬼门关。
这“鬼门关”是双关名词，原来砍柴下山的地方就叫“阴阳关”，人家用文字美称为“鹰扬关”，是广东、广西交界的大山边一条交通小道，由此可以走向湖南、江西。红七军由广西走向井冈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吴南生“苦中取乐”，死不了就把上帝和阎王都挖苦一顿，这也是一种顽强做人的风格。
1972年，他被“安排”到广东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干事。不久，当时的革委会要他编写一本“语录”，他拒绝了。于是，他又再一次被“安排”放逐到一个边远山区的县份，在县革委会办公室的调查组当干事。那里的同志们都对他很好，他在那里也工作、生活得很愉快，于是他又诗兴勃发，作“七绝”一首：
原无追风逐电才，
漫劳子厚代安排；
不随骚人踏雪去，
愿由孺子驱使来。
意思是说：我只是一匹小毛驴，不是什么骏马，没有本事，怎么柳宗元却写文章，“安排”说老虎见到我都怕？最后又把我吃掉了！我不跟那些高贵的人去踏雪寻梅，只愿让老百姓使唤做点什么。“诗以明志”！他就是最会这样乐观、淡泊、调皮、顽强。
就在这时，他听说画家黄胄被批斗为“黑驴子”，七斗八斗，病倒在北京。当时，他与黄胄还不相识，却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这首诗，请一位与黄胄相识的老同志送给黄胄，信中说：“小毛驴，大贡献，当年我们从延安到东北战场，主要运输工具就是它。”当时黄胄身处逆境，得信十分感动，多次将此诗题在自己另外的画作上。“批林批孔”时，专案人员说这诗是“毒草”，要他交代谁写的，黄胄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让吴老逃过一劫。他与画家之间的感情就这样深厚。
1977年9月，广东省文联召开省文艺创作会议。其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极左遗毒远未肃清。会议最初的两天，照例是由“文化官”宣读文件，气氛相当沉闷。第三天，省委书记吴南生从北京回来，早上的会议一开场，他即隆重宣布，请欧阳山、关山月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上主席台，坐在第一、二排，原先的“文化官”们则退到后面去。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当时在场的胡希明老先生把烟包拆开作稿纸。题诗一首：
旱云犹自掩尘埃，
岭上寒梅尚未开。
闻道北京春讯早，
谢君带得雨丝来。
会前，吴南生经省委同意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恢复文革中被迫取消的所有的文艺学术团体。报告递到中宣部，中宣部迟迟才复电说：“由省委考虑决定”。吴南生接到批示后当机立断：平反！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给所有文艺作品及文艺团体平反；恢复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各个协会，恢复广东画院和粤剧院、潮剧院、汉剧院、琼剧院等……会场再次沸腾了，很多艺术家、老作家泪如泉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为创办经济特区所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吴南生心系文化艺术界，对艺术家们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广东画院在文革后残破不堪，缺少设施，何谈创作？吴南生对此心急如焚。他在一次大会上慷慨放言：“广东画院建不起来，我死不瞑目！”他亲自找到广州市规划局局长，向他要地，又多次跑财政厅落实经费。不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流花湖畔的广东画院，在全国美术家们的赞叹声中落成了！
吴南生对艺术家们的关心爱护，使他赢得了艺术界的无比敬重。艺术家们把他当成贴心人，有什么困难、烦恼都乐意同他“分享”。而吴南生也从不以“官”自居，他很喜欢龚自珍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说：“我只开风气，你爱听也罢，不听也罢，反正我不当谁的老师。”
吴南生同志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许多书画家常去他家作客赏画，视他为益师良友。前年，黄永玉到广州举办作品展，吴南生同志多次到场参观，作伴赋诗，走累了，两个老头干脆坐到地上，记者们来拍照，观众来围观，吴南生同志说：“两个老顽童！”全场哈哈大笑。他就是这样的平淡，达观。
吴南生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关心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情况。1996年４月，他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200余幅书画，拍卖所得全部献给他的故乡，建成了一座有初中和小学的“上仓学校”。最近，他又将再一次拍卖他的藏品，再建一座小学和扩充原有的中学。这既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又是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