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哈佛第一个两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他给人民大会堂装上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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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让44岁的他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了。除了时间紧张，这项任务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没有机会反复实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同年10月1日，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自各国的嘉宾会聚在人民大会堂，华灯齐放、优美的乐声传遍整个大厅时，人们为这座恢弘壮丽的建筑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中国的声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了三四年。

　　这位临危受命，在短时间内便成功给人民大会堂装上“嘴巴”的人，就是国际著名声学家、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马大猷院士。

　　马大猷（1915.3.1—2012.7.17），男，汉族，广东汕头潮阳人，生于北京，国际著名声学家、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享誉世界的声学泰斗。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0月被推举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1998年被评为资深院士。

　　马大猷毕生致力于声学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两项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创立了声学中的简正波理论，并将其发展到实用阶段，在建筑声学和电磁理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提出微穿孔板理论并应用于建筑声学和噪声控制领域，在气流噪声研究中取得独创性成果。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3月1日，马大猷出生于北京。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马大猷考入师大附中。念中学时，受傅种孙和程春台先生影响很大，喜欢数学。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15岁的他靠北平潮州同乡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马大猷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考上了清华大学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学的是物理学方面的电声学专业。

▲1946年马大猷（右3）与西南联大电机系1946级合影

　　出国留学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在吴有训先生的建议下，马大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成为国际声学权威之一努特森的研究生。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马大猷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国际声学界的泰斗白瑞纳克和马大猷获哈佛博士学位后留影（1940年），并建立他们近八十年的深厚友谊。

　　回国任教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学校毕业典礼后，马大猷即启程回中国；[9] 8月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任副教授，两年后升教授。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马大猷被美国声学会选为会士，成为中国科学家在该学会的第一位会士。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马大猷到达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不久学校决定筹备工学院，被聘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任工学院院长。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建国初期

　　1952年-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马大猷事先已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务长、教授。

　　1952年，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副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及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5年，调到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来改为物理所），恢复声学的研究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电子研究所和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土）。

　　1956年，中国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马大猷提出了发展声学的规划建议，并参加了讨论。会上提出4项紧急措施（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和自动化），为中国新技术的发展画出蓝图。后来关于声学部分的发展规划意见正是由他起草。会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指定马大猷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196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959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他主持了人民大会堂的音质效果设计。

　　1961年，总结了50年代领导开展低频和大气声学记录分析系统研究的经验成果，以自己的名义专门向中科院写报告，提出开展核爆破侦察和声学探测的科研任务。

　　1964年，声学研究所从电子所分出来正式成立，马大猷改到声学所，任副所长、研究员；同年，创办了《声学学报》，马大猷任主编。

　　1966年，马大猷承担了导弹发射井吸声系统的设计；同年就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北京市交通噪声调查研究工作。

　　1972年，马大猷开始研究解决地铁噪声问题，找到了电动机设计上的缺陷，经处理后降低噪声10分贝。

　　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马大猷提出噪声应与废水、废气、废渣并列为环境污染四害问题之一。

　　晚年经历

　　2005年，马大猷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寄去他所撰写的《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和《推广基础研究》两篇文章，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

　　2008年，马大猷患上脑溢血。

　　2012年7月17日8时40分，马大猷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95岁生日合影

哈佛第一个两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

　　1915年，马大猷生于北京。他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我国内忧外患时期，在亲眼目睹祖国的积贫积弱后，马大猷树立起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少年马大猷

　　1936年，马大猷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按规定，出国之前需在国内准备一年，期间，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国外先进的学术文章，写出了总结报告《声学的发展和展望》，提出了该学科的两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一是利用双耳定位原理对飞机定位的“声定位器”，二是语言声的频谱分析。

　　次年，“七七事变”的爆发，险些打乱了马大猷的留学计划。他向梅贻琦校长申请暂不出国参加抗战。但梅校长经过考虑后，决定让他仍按原计划出国。

　　1937年12月，马大猷到达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开启了海外求学生涯。当时的加州大学规模很小，人际关系比较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一次，同学博鲁特在研究中导出了一个用于声频范围内简正波频率分布的公式，大家都认为是一项非常突出的成就，但马大猷却感觉这一公式稍显繁复。第二天，马大猷在博鲁特的基础上，简化了公式，使计算更为简单。

　▲在韩特教授家门前的合影（左二为马大猷）

　　1938年，马大猷转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学习了物理系和通迅系的课程，跟随导师韩特和助教白瑞奈克参与“矩形室中声衰变的分析”课题，发表论文《矩形室内低频简正频率的分布》。这一研究成果在同年召开的美国声学学会年会上宣读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公式也成为了理论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迄今仍保留在声学教科书中。

　　白瑞奈克曾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我们开始让所有的墙面都是光的，接下来把一面墙用吸声材料全盖起来，确定声场是如何变化的。数学计算是很复杂的。所幸马加入了我们，他在帮助发展理论和进行计算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1939-1940年，马大猷顺利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婉拒了在美继续研究的邀请，回到了祖国，从此一直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

▲马大猷获得博士学位照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

他给人民大会堂装上了“嘴巴”

　　1959年，马大猷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在体积为9万立方米以上的万人大会堂里，保证坐在任何角落里的人，都能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嘉宾的讲话。接到任务后，马大猷组织北京高校、建筑、广播系统中的有关专家，研究讨论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方案。他借鉴了怀仁堂音响的设计经验，采用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两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既能保证清晰地听到台上的讲话，又避免了巨大的回声。另外，考虑到人民大会堂经常会举办大型文艺活动，对音效的保真度有一定要求。于是，马大猷又设计了一套半分散式声源系统，在左右两个声道中间再加一个声道，传播时间控制在二十分之一秒内，使得声音听起来是连续的，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回声的干扰。

　　马大猷和课题组从提出概念到设计模型，到最后完成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备安装调试，仅仅用了九个月时间。这次音响设计和安装，是新中国声学界的第一次大工程，测试证明其音响的设计、处理是完全成功的。

　　在此后每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以及各种大型文艺表演中，人民大会堂的音响均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两套声源系统也一直使用至今。

“教授”至上，只讲“真话”

　　除了科研工作以外，马大猷还十分关注环保问题。在北京的许多交通要道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矗立的表牌，上面显示着交通噪声的强度，这也和马大猷有着很大关系。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环境噪音管理的概念，认为环境噪音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我国首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这些法规、条例都饱含着他的心血。

　　在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马大猷又提出了噪声应与废水、废气、废渣并列，列为环境污染的“四害”之一，并在1982年组织制订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身为一名教育家，马大猷在教育工作方面也十分认真敬业。他坚持每年只招一两个研究生，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细致地辅导学生。他的学生程明昆说，马大猷对学生非常严厉，六七年不能毕业是常有的事。不是马大猷苛刻，而是“他对我们充满了希望，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又是那样的慈爱，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在所里上班时，总爱开着办公室的大门，如果有青年科学家进来请教，或者向他借书，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马大猷不喜欢“当官”。他曾说“我的思想里，大学最高的就是教授，而不是任何别的职位。我对做学问兴趣更大些，觉得更适合自己，这样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或许也会更大些。”

　　他治学严谨，指导的研究生达不到水平绝不让“出师”，也因此几十年间带的研究生不到40个，曾经有一位学生八年才得到硕士学位。马大猷认为只懂得听老师的话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这会局限到其未来的发展，因此他采用“放羊理论”指导学生学习——“给你无限的思考空间，像到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自由驰骋，寻找你要的水和草，等回过头来，再看看你找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