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潮州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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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潮州商会
商会简介
潮州地区东南濒临大海，海路交通方便，为潮人出海谋生和赴沿海各地经商提供有利条件，早在明末清初已有大批潮人到上海经商。
上海商业贸易的繁荣吸引着潮商来沪。据上海碑刻：干隆24年(1795)上海已出现潮州会馆。当时潮州人造的“红头船”往返于潮沪之间，潮商从故乡运往上海的都是土特产，大批土糖、陶瓷、刺绣、柑桔、茶叶、杂货、鱼脯、菜干、土纸、麻纱、竹器……运往上海，构成潮商在上海的商贸特色，为上海食品厂、糖果厂、轻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为促进上海商贸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清代上海潮糖、杂货业与进出口业相结合形成多元经营的商号，同一商号既供营潮糖潮杂又供营进出口货物。据《上海潮州会馆》资料反映：“抗战前后，在上海的潮商有200多家靠进出口业谋生，他们靠电讯及时调拨货物，具有托代销售的形式，便利资金的周转”。
典当业是银行、钱庄之外一种民间金融流通机构。《上海风土杂记》载：“30年代上海典押业十分之八九为潮商开设……40年代有300家为潮商开办”。潮商在上海以潮糖、杂货、当铺、抽纱、烟草发了财又将相当的资本转投于钱庄及工业企业，在上海是一支颇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实体。清末至民国初期上海的钱庄潮商几乎操纵了金融界一半势力，是上海潮商经济实力极盛时期。
孙中山早年他在欧美从事革命活动时也离不开上海潮商的协助，以后他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需要大批款项也依靠上海潮商的支持。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抑或讨伐叛贼陈炯明期间都曾借助上海潮商帮助筹款，反映了这位雄才大略的革命领袖与上海潮商的交谊，也表明了上海潮商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的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一直忙于到欧美各地为革命军筹款，然而遭到列强各国拒绝，于1911年12月25日乘“地湾夏”号疲惫地回到上海，孙中山向中外记者宣告：“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上海潮州会馆同情先生组建临时政府军需无着，军饷电报接踵飞来，南京民军也“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不安，至于吐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孙中山令胡汉民“急救旅沪之广、肇、潮、嘉同乡募捐得军资七十余万”，暂解燃眉之急，但“杯水车薪”仍解决不了财政困难。孙先生又派人到上海向潮州会馆和广肇公所借款，时临时政府前途莫测，出于潮商对孙先生的信任，慷慨如数付出白银424500两，实属难能可贵。
1922年6月孙中山正在全力出兵北伐讨伐直系军阀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勾结直系军阀背叛了孙中山。16日陈炯明炮击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1923年1月在孙中山的策动下，将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上海潮州会馆在孙中山歼灭叛军需用浩繁情况下，上海潮州商界人士“藉纾乡国之急而后留史籍之芳”慨然纷纷出资援助。
1925年2月陈炯明派代表到上海“带无名公债票据，请众承买以助军需”潮州商界绝不帮助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托词征求董事会意见，婉言谢绝。同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上海潮州会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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