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商业银行的总董，来自当年的潮州府-潮商资讯。

▼

逃饥荒 18岁赴海外做杂工

下南洋诚信勤恳赢得信任

做生意多元经营眼光独到

办酒厂为国效力实业兴邦

忧天下兴办学校支援革命

……

从放牛娃到华人首富、红顶商人，更成为中国第一所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说的正是从潮州府走出的著名侨领张弼士的传奇故事。

张弼士着西装留影

张振勋，字弼士，1841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现梅州市大埔县）。1856年家乡饥荒，18岁的他只身远赴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简称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做过米店杂工、矿工，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纸行做帮工。由于诚实守信、勤恳精明，张弼士深得老板信赖，提拔为账房先生，还娶了老板的女儿，并在老板病逝后继承其家产，这笔遗产成为了张弼士日后经商的基础。

当时巴城外国人来往渐多，张弼士投资开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他一方面熟悉当地语言，一方面广泛结交华侨和当地人士，随时关注着当地局势。由于他聪明机敏，遇事能屈能伸，广结善缘，对人仁义宽容，获得了较好的口碑。

张弼士

当时荷兰政府为加快开发东印度群岛，曾鼓励当地华侨从事垦殖业。张弼士闻讯立即抽出大量资本进行投资，不仅雇佣当地华工，还从家乡招揽了不少劳动力。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创立裕和垦殖公司；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巴城华工

在经营垦殖业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创办各种实业。

当时汇兑涨落操纵在外人手里，华侨投资备受掣肘，张弼士深感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于是将目光转向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1898年，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他还扩展房地产业务，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许多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将从国内采购的名贵国药销往海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络。

张弼士马来西亚槟城故居蓝屋

除此之外，张弼士还办起了海运业。

据说，1898年张弼士打算携眷搭乘德国轮船去中国香港，但该船规定头等舱只卖给洋人，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当即把船票撕碎，怒吼道：“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不久后，张弼士就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其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的航线，且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也和德国的完全相同，只是票价减半。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轮船公司损失惨重，最后只得道歉求情并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30多年间，张弼士凭借敏锐的投资眼光和庞大的人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张弼士在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甚至对整个东南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英、荷殖民当局看重他，多次给他封官赐爵，但都被他拒绝，他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回国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

19世纪末的清政府历经了多年的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经济疲惫，而南洋华侨财富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891年，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张弼士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借此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考察，张弼士了解到烟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次年，他便拿出300万两白银在此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酿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其中的“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商深切的爱国之情。

张裕酿酒公司旧照

张裕酒厂旧照

张裕葡萄园旧照

浸淫南洋商场多年的张弼士具有浓厚的开放意识，张裕酿酒公司创建即以公司制形式运营，这在120年前的中国可谓是寥若晨星。张弼士先后引进124个品种约120万株葡萄苗，经过反复试验嫁接，终于栽培出上好的葡萄酒酿制原料。他还三易酒师，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如葡萄破碎机、橡木发酵桶、红白葡萄贮藏桶、调配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橡木桶、铜质的连续杀菌机、白兰地间歇蒸馏机和壶式葡萄皮蒸馏机等，奠定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基础。

“品重醴泉”

张裕酿酒公司逐渐发展为世界第三大葡萄酒工业园基地，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其题词“品重醴泉”。

金质奖牌

1915年，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张弼士带领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在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产自中国烟台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力压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荣获四枚金质奖牌。张弼士听到这个好消息，十分激动地说:“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

1915年5年月26日，中华游美实业团在白宫留影，前排左三为张弼士

张弼士以“济人利物为怀，民生国计为务”，1893年应召回国之后，他多次上书朝廷振兴商务，提出设商部、开特区、引外资等十二条建议，提议从闽广入手，抵制洋货，以商战挽回利权，描绘出一幅“实业兴邦”的宏伟蓝图。同年，清政府任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不久后又升为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总办。1903年9月，光绪帝下诏成立商部，钦命他为商部考察外阜商务大臣，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1905年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督办铁路大臣。

张弼士身着清朝官服、头戴花翎

自此，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红顶商人”张弼士，奔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成为中外经济交流的一座桥梁。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总董一职。中国通商银行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可发行纸币的商业银行，其纸币发行权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对近代中国抵制洋钞、保障国内经济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通商银行旧照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5年以后，为了实践“实业兴邦”，张弼士投资数百万银两，在两广创办织造、玻璃、建材、采矿、制盐、垦牧等多家企业，并为中国的金融、铁路做出了较多贡献。据史料记载，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1915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张弼士特写，文章题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获此称号，除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外，张弼士还有一颗和洛克菲勒一样心忧天下的慈善之心。189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1900年，黄河大决口，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张弼士闻讯立刻在南洋募集百余万银两赈济灾民。

中山大学张弼士堂

张弼士幼时穷苦，以放牛种地为生，父亲虽是塾师，但他其实只读过三年书。但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一生热衷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张弼士特地在汕头拨款筹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以作家乡民众教育基金之用；还在南洋捐资兴办“中华学校”，推广华文教育，他说：“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仕商兼济的张弼士虽然身穿清朝官府头戴花翎帽，但是他的心装着天下苍生。清朝末年，封建王朝的颓败之势日益显露出来，有志之士纷纷起义，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张弼士作为清朝大官并没有痛恨革命者，相反，他清楚地知道清廷无能，革命势在必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对孙中山给予了经费支持。张弼士在政治上一直保有清醒的认识，在民国时期，他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成为绝无仅有的奇迹。

张弼士任参政员参政时的相关公文

1916年张弼士病逝于印尼雅加达，按照他的遗愿，其灵枢运回家乡安葬。运送队伍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孙中山先生得知噩耗后，特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中华民国外交部还特为他发布讣文。

牛！原来中国首家商业银行的总董，来自当年的潮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