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府署清代照片重见天日！府署重修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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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楼重修
111年前照片重见天日
潮州府署被毁之状，图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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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民间流传的对镇海楼上府楼猴的描述：
潮州府牌匾细节及牌匾两侧府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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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府署前的石狮及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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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楼三楼正中间的大牌匾“潮州府”，让不少朋友认为镇海楼就是潮州府署。
其实，镇海楼不等于潮州府署。
准确来说，镇海楼只是潮州府署最前面的谯楼，是潮州府署的一部分。谯楼也称鼓楼，防御瞭望之用。
早在2018年，潮州知名学者曾楚楠先生撰写长文《重建潮州府署刍议》
其中写道：
明、清两代，历任知府几乎都有新建、改建府署设施之举措，至清光绪年间，署内、外设施计有：照壁、申明亭、旌善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六房、仓库、官员生活区、迎宾馆、羁所、监狱、题名碑、土地祠、谯楼……等数十处。
其中“谯楼”指的就是镇海楼。
文中，曾老早有质疑108只府楼猴之说：府楼面宽仅三开间，而木猴体型颇大，以二公尺立一槛（栏杆柱）计，108只木猴需周长216公尺之栏杆方能容纳。因此，木猴之数量、功能、安装位置等问题，尚须进一步研讨而不能轻信“形家之言”。
黄少白《我的一生》及镇海楼照片的出现，更佐证了曾老的怀疑是正确的。
曾老更在中文中指出：“镇海楼”（谯楼）只不过是“府衙”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建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复建“潮州府署”所可比拟。
附：《重建潮州府署刍议》全文
重建潮州府署刍议
曾楚楠
自东晋义熙九年（413），海阳县升格为义安郡，隋开皇十一年（591）改称潮州以来，郡城（即今之潮州市湘桥区）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之所在。至乾隆三年（1738），潮州府下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普宁、大埔、丰顺共九县（民国元年，南澳厅改为县，民国二十五年，大埔改隶广东省第六区，潮州府改称广东省第五区，仍辖县九），故民间历来有“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说法。而体现上述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以及郡城作为潮州“首善之区”的标志性建筑，自非“潮州府署”莫属。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原“府衙”已改建为文化公园。前几年，据悉有关部门已将复建“镇海楼”列为古城区旅游发展规划项目之一。笔者以为，“镇海楼”（谯楼）只不过是“府衙”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建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复建“潮州府署”所可比拟，因特不揣浅陋，缕述如下：
有关“府署”之文献记述
综合明嘉靖、清顺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光绪《海阳县志》之相关记载，府署之沿革概况为：
唐、宋时原设于金山麓，宋末景炎三年（即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毁于兵乱。元至元二十年（1283）潮州路总管丁聚复建为总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改为潮州卫卫所；潮州府督粮通判张杰移府治于新街（今义安路）北端（即今昌黎路原市委、市政府驻地）。迄今已历650年。
明、清两代，历任知府几乎都有新建、改建府署设施之举措，至清光绪年间，署内、外设施计有：照壁、申明亭、旌善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六房、仓库、官员生活区、迎宾馆、羁所、监狱、题名碑、土地祠、谯楼……等数十处。
复建潮州府署的初步构想
1、定位
自明洪武元年开始，原称为郡、州、路的地方政区（约相当于今之地级市）改称为“府”，故复建“潮州府署”，当然要以再现明代府署风貌为主，适当补入清代府署某些构建元素。
由于场地、环境、交通、资金等因素之制约，加上原府署仅存遗址而无任何实物遗存，故不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见之文献记载的府署设施复原，仅将其最主要的、能彰显府署地位与功能的部分予以复建即可，比如府署前之照壁，原刻有“贪兽吞日”浮雕，“贪兽”指神话中贪婪成性之饕餮，相传它吞下无数金银财宝、珍馐美食之后仍不满足，妄图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落得个碎骨粉身的下场。照壁刻此图案，能对古代每天出入府署的官员起清廉戒贪的警示作用。但照壁有一定体量，而府署前门正对义安路，自无复建以“断路”之理由。
2、建议复建之项目
（一）申明亭、旌善亭
申明、旌善二亭，系由朱元璋所倡立的、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一直沿袭至晚清。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谓：“（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府郭春震……重建广盈、架阁二库，申明、旌善二亭。”惜未言及二亭之始建年代，以理度之，应是明初应诏令而立。
所谓“申明”，旨在申明教化，惩莠显恶。“如不孝不悌，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而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样做可以“移百姓之瞻依，肃一方之教令。”能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
申明亭内悬挂名为“板榜”的黑漆木匾，上了“黑名单”的人，须受本乡或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居也有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若违法者确有改恶从善表现，可由乡里申报，经相关部门官员核验属实，才能“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同上引文）故亭柱常挂有告诫性的对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地洗前日之愆。
旌善亭则是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场所。亭内同样挂红漆地的木匾。人行善事，“如孝悌、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同上引文）据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宋代已有在乡里建“褒德亭”、“旌隐亭”以显扬做善事者的做法，大概朱元璋早年未发迹时对此乡间习俗感觉良好，所以当上皇帝以后便以政令形式推广至全国各地。
（二）正门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流传久远的民谚。
衙门，是官府权力的象征，故大门之建筑，自当端庄凝重，以展示其“尊贵威严”，但又须严格遵照按等级营造之规定，不得僭越。
门匾是衙门性质最重要的标识，据地方志所载并参照国内现存实物，匾文以“潮州府署”为宜。而按天下官署均坐北朝南之通例，正门应依照故址、即今昌黎路北侧正对义安路口处复建。其格局建议按二层（上层为鼓楼，详见后文）三开间规划设计。
衙门为何会“八字”开？这是因为，正门左右，照例要分立两道砖墙，墙又须与正门横向基准线成300角，从正面望去，两面墙就像个“八”字。可别小看这两面墙，它可是一个相当“尊严”之物：
首先，它是颁布皇上“圣谕”的处所。依明代的规矩，每年从二月到十一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书写后先交“首善之区”即顺天府所属的大兴、宛平二县，再转颁全国。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圣谕”的内容是：
二月，说与百姓每（们）：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以下每月首句皆如此，从略）：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都要种桑养蚕，不要闲了。
五月：遵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圣谕”须经常更换，而恭迎“圣谕”的场面十分隆重热烈，照例得有和尚、道士参与，像做水陆道场一般，官府还得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由于“圣谕”越来越文绉绉（清代尤甚。如简称“十六条”的《御制圣谕广训》就有“笃宗族以昭雍漠”、“禁诬告以义全善”等语），而社会上文化程度低者、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又为数不少，故“圣谕”迎来后，官府就要搭台并请州、县儒学宫的师生们作一番“宣讲”，以利领会、贯彻。因此，“八字墙”以及前面的小广场，经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其次，“八字墙”又是官府的“新闻发布栏”。所有朝廷、上司的谕示、政令，本级政府的告示、禁令，科举中式名录，大案判词，民事批文等等，例由主管官员署名（或与分管副职联名）发布。碰上自恃有才又爱搞点“噱头”的官员，有时也会贴出“花判“以吸引民庶眼球。如清·褚人获《坚瓠集》中，就抄过江苏长洲县县令梁廷桂一纸判决书，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里告发，县太爷不予立案，文曰：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总之 ，郡城府署八字墙前确是一个热闹的公众场所，在讯息相对闭塞的古代，又是一个沟通官民的信息中心。此外，府署所在的东府巷、西府巷（今合称为昌黎路），尚有官办的“铺房”（治安办公处）、“阴阳学”（民俗礼仪服务处）、“医学”（受理医药行政事务，为官员工役提供公费医疗，也为民众诊治）等机构，以及民办的旅店、茶馆、酒家、药铺等服务性行业。以上设施，在府署复建规划中应予考虑并体现，候条件、时机成熟后再实施。
（三）仪门
在正门与大堂之间，有石板铺成的甬道，中间立有牌坊，称为仪门，也称戒石亭或圣谕牌坊。
宋代的地方官厅中央，原立有上刻“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八个字的大石，故称“戒石”。后来移至甬道中央并盖了个亭子，特称“戒石亭”，明代方改为石坊形式。
仪门朝南的一面，刻有“公生明”三字。《荀子·不苟》谓：“‘公生明，偏生闇（同“暗”），端悫（正直诚谨）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所谓的“六生”，本意在于君子之修身。宋儒周敦颐在《通书·公明》中加以发挥曰：“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已而能公于人也。”意为做人特别是当官的如果心存私欲杂念，绝对不能出自公心以裁定事物。到了明代的年富（明永乐中历官户部尚书，卒谥“恭定”，为官以廉正强直著称）则在《官箴》中提出：“公生明，廉生威”，“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之为官之道。其中，“公则民不敢慢（轻视，怠慢）”又是官德中的重中之重，因而成为明、清两代的“官箴”并得到皇帝的认可而颁行全国，刻于官衙仪门之正面。
仪门北面正对大堂的一侧则例刻16个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宋太宗赵光义从五代后蜀主孟昶《诫谕辞》中摘录出来、作为对天下官员的训谕语。到宋徽宗时，令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后颁示各地衙门。因题款有“御制戒石铭”五字，故“戒石亭”又称“圣谕牌坊”。可以想象，当知府大人坐在大堂公案后的“正座”上，一抬眼就望见牌坊上刻写的16个大字时，总多少会联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从而对“上天难欺”心生敬畏吧？
（四）大堂
大堂是府署的主体建筑，是知府展示权力的最重要的处所。依惯例，大堂是三开间、硬山顶的格式，内外不宜施以过多装饰，以营造端庄肃穆的氛围。
堂中央开间之后面是“堂帐”（类似当今舞台上的天幕），帐后例设六扇门（又称中门），以供太爷升堂时出入。六扇门关闭后，正面要求严丝合缝形成一个如屏壁的平面（清代后期才在其上画上“波涛沐日”一类的图象）。中门前面砌有高尺许的平台，台上安长方形的公案及靠背椅，好让太爷展示出“高高在上”的威严。公案上按例摆上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黑朱两色毛笔、惊堂木等用具。台之两侧分别竖立“肃静”、“回避”的虎头牌。“堂鼓”则置于门口栏栅后东边角落的木架上，专供来不及写状纸的百姓鸣冤叫屈之用。
大堂之匾额文字向无定规，有的写“续奏弦歌”“弹琴而治”（用孔子学生子夏典故），或写“清慎勤”等等，最常用的是“明镜高悬”，有些地方并配上“能辨秋毫，天理昭昭悬明镜；不容邪恶，威风凛凛有法绳”的对联。
（五）六房
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也有不同名目的“曹”“房”机构。自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起，天下州县皆建士（吏）、户、仪（礼）、兵、刑、工六曹，统称“六房”。依光绪《海阳县志》之府署图所示，六房位于仪门与正堂间甬道之两侧，而紧靠大堂两端尚有“号房”与“承发房”，系处理文件、日常事务的类似今之政府办公室的机构，应同时列入复建府署规划中。
（六）职官题名碑
东汉·应劭曾经“图河南诸尹于厅壁，各为题赞，观者惕然”，此应为“职官题名记”之滥觞。至明代，“职官内（指朝廷内）而部、院、寺、监，外至藩、臬、州、县，并得题名公署”，已成定制。官署立《题名碑》，其意义和作用在于：将主管官员“勒名于方石之上，则不必稽乘考牒（即不用核查志籍文档），一举目而镜观存焉（即一看便如照镜子一样明明白白）。盖以示休劝（意为称誉、劝诫），匪特示久远也。”（明·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语）。因此，今尚可见的地方文献中就有元·李复《府官续题名记》、明·盛端明《潮州府职官题名碑》、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等三篇（道署、县署之《题名记》从略），惜原刻均已湮灭。
据当代学者佃介眉先生《曼痕·莫道地小无尤物》所载：
历代郡守题名记，立于府署堂壁，胪其姓字、籍属、阶级（指官阶）及到官岁月，自张联桂上溯韩昌黎三百馀人。光绪七年，联桂调职守潮，鉴于前序已佚，补作刻石。石长四尺，高半之，计行四十八，字六百六。岁辛亥革命，署毁，序记亦亡，余得其毡蜡（拓片），今亦无有矣。字似诚悬（唐·柳公权字），端庄可爱，辞亦茂朴，有某忠、某诈、某直、某曲，指其名而惊警之意。
佃先生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是光绪版《潮州府职官题名记》之目击者，且曾拥有该石刻拓片（惜“文革”中被毁），其晚年之回忆自然可信。可以想见，像这样一面竖立在府署大堂内，在某官姓名下给予“忠、诈、直、曲”等一字褒贬的《题名记》，对于主管官员及其僚属该有多大的警示意义与震慑作用！
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题名记》是保存在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的《开封府题名记》。该碑收录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146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共183人，包括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他们未即位前都当过开封府尹），以及名臣范仲淹、包拯、蔡襄、欧阳修等。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开封博物馆之“镇馆之宝”。
遗憾的是，历代“潮州职官题名碑”均无实物留存。所幸者，“记”文尚在。因此，应在复建府署规划中，选择较有代表性的立于明万历五年（1577）的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刻石立碑，碑阴则据饶宗颐总纂 《潮州志·职官志》所开列的自唐代张玄素至清光绪·陈兆棠之府官名录。为彰显《题名记》之意义与作用，可将其从大堂壁移至仪门西侧隙地。
（七）土地祠
明代官署内设土地祠，有其特殊的“廉政”意义。它的发明者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他流落民间时亲身感受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在坐上龙椅以后，视廉政为维护皇权之要务。他也深知靠一己之力，难以兼顾天下所有的州县，因此想借助老天和土地爷之手帮他监督、治理，下令于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复颁布惩治贪赃之法律，凡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处斩后还要剥皮，其场所即在各官署的土地祠内，故民间称衙门内的土地祠为“皮场庙”。贪官被剥皮后，皮囊再填以稻草，悬挂于庙楹上，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正如赵翼所说的：“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同上引书）后来，这种做法虽逐步流于形式，但官署立土地祠却成为惯例一直延续至清末。故复建潮州府署，理当展现明代之风貌，予以立项。
（八）鼓楼（谯楼）
鼓楼通常设在衙署正门上方或前方街口处。顺治《潮州府志·建置》谓：明洪武元年（1368）到任的潮州通判张傑创建府署时，于正厅前“列仪门、六房、土地祠、迎宾馆、谯楼……成化九年（1473）知府陈瑄重建府堂、门房、谯楼……（万历）十一年（1583）知府郭子章重修谯楼。”乾隆《潮州府志·署廨》谓：“康熙元年壬寅（1662）知府宋徵璧重建谯楼。”乃知府署谯楼每隔百年左右辄重修一次，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鼓楼是我国古代衙门必建之物，原因是地方官署必须掌握、发布本地区的标准时间，这是体现官府尊严与统摄力的形式之一。报时的方式是擂鼓，每天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大鼓三通，郡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楼听到府署传来鼓声后同时击鼓，全城官民人等便知道现时属法定标准时间的某个时辰。火药、火炮发明以后，很多地方在擂鼓报时之后，还要放炮，炮筒就安置在鼓楼下。一般是白天早、午、晚放炮，晚上初更、三更、五更擂鼓。而是否准时击鼓、鸣炮，亦是判断、评价一方吏治清明与否的标准之一。
民国《潮州志·丛谈志·陆竹溪》谓：正德间（1506—1521）潮州知府叶元玉纡尊降贵，与意溪隐逸陆竹溪缔交，每次叶至陆家后回郡城时，“陆送叶至门上”，叶之随从半路问道：“陆君何以不远送？”叶答：“彼心送我矣。”陆的邻居暗中窥看，见叶知府“至东门，陆闻发炮声，始改容退。”陆、叶之交，询为佳话。而知府到东门时应是正午或傍晚，“陆闻发炮声”一语，证明早在500年前，郡城报时已有鸣炮之形式。
《丛谈志》引《上杭县志》[东莆属对]条载：“潮州太守一夕出巡至西门楼，更鼓适敲四下，转至东门楼则敲三下。”翌日太守责问守门吏，并出上联限门吏于三日内对出下联，不然将绳之以法。联曰：“东楼三，西楼四，更鼓不明，不明更鼓；”门吏对不出，哀求林东莆（大钦），对曰：“南斗六，北斗七，诸星灿烂，灿烂诸星。”太守知出自东莆之手，“大嘉勉之。”林大钦于嘉靖十一年（1532）高中状元，为门吏代作对联时还只是府学中一名生员（秀才），可见早在嘉靖初年，潮州府署鼓楼报时，已有白天鸣炮，晚间击鼓的例俗。
府署鼓楼雄伟壮观，民间传称“镇海楼”，其风华虽已不可复睹，但其木雕装饰构件“府楼猴”在“辛亥革命军”炮火中却幸存三只。木猴造型生动，形神不一，刀法明快、洗炼，重在传神而不注重细部刻划，显然是明初潮州木雕之特有风格。民间盛传，木猴久而“成精”。据咸丰间刊印之林大川《韩江记》卷二[仙乞]条谓：府前有卖豆浆者，一日偷上鼓楼打睡，朦胧间忽闻人语，一个说：“明日午刻，湘桥第三洲头当有乞仙到。”一个说：“乞仙到，便好同游。”卖浆者惊起，四顾无人，但见两只木猴蹲在楼槛，心知有异。隔日到湘桥，果然见第三洲头有乞儿乞食，便跪下求他化度。乞儿问“何以知我是仙？”答曰：“木猴说的。”乞儿说：“它们肯告诉你，你必须以槟榔答谢，然后才度你。”卖浆者遵命而行，事毕回到桥上，乞儿已无踪迹。再回到府楼上，只见木猴头上摆的槟榔已变成铁钉，原来乞仙嫌木猴泄露“仙机”，已施法将它们钉死！传说当然不可凭信，但“府楼猴”形象活灵活现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丛谈志》[湘桥仙]条注语曰：
按，府楼上原有木猴一百八只，雕刻极精致，颈系木锁，盖形家（按，即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所谓“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鼎革（指辛亥革命年）时陈守兆棠拒民军，府楼被毁，今已夷为平地，猴亦无有矣。
按，此说可商。现存省、市博物馆收藏之三只府楼均无“颈系木锁”之痕迹，且府楼面宽仅三开间，而木猴体型颇大，以二公尺立一槛（栏杆柱）计，108只木猴需周长216公尺之栏杆方能容纳。因此，木猴之数量、功能、安装位置等问题，尚须进一步研讨而不能轻信“形家之言”。至于木猴之形象，除现存实物可供仿制之外，其它待补者（数量候探讨后确定）之设计、制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饶有意味之课题。
鉴于潮州府署曾经历近550年的时间，其设施之繁复，沿革之频冗，机构之兴替，口头实难尽言。因此，若鼓楼建成后，除安置必不可少的大鼓、火炮外，可利用其空间辟为“潮州府署沿革展示馆”，以再现当年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辉煌！
而潮州老照片君此次获得的潮州府署镇海楼清代照片中，就能通过镇海楼门洞看到府署仪门及大堂。
潮州府署仪门及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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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前，第一版《旧影潮州》出版之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该书的出版引起人们对地方古建保护和文化保育的重视，衍生出的所有意料之外的东西，都让作者备感欣喜。
在《旧影潮州》增订本中，镇海楼的这张清代照片，将会全版面高清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还有一批从未公开的潮州老照片也将首次公开。
让长光伯感到自豪的是，长光里曾报道的两张老照片，也被收录于书中。
其中就有《一百年前的潮州火车站，它的前世与今生》
以及陈韵堂收藏的高清照片《1920年珍贵照片回归潮州，百年前潮州小学生竟是这样！》
《旧影潮州》编辑兼装帧设计佃燕婉感慨：
“曾有诗人说过：为出生地写一本书，有如还清旧债，心情愉快。扉页那句‘献给我的家乡’，仿如告白，美不胜收。大抵《旧影潮州》之于作者和我都是如此的。”
作者及编者，为《旧影潮州》倾注了情感与心血，皆因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我们爱这个城市，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
期待《旧影潮州》增订版的发行，更期待潮州府署等潮州文化的标志性历史建筑能得到最完善的修缮及重建，让潮州古城发挥出最大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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