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单骑独闯大凉山“独立罗罗”禁区,这位海丰人曾影响中国的人类民俗学

 上世纪前半叶灿若繁星的学界,曾有一位岭南学人如流星般划过天际,被定格了永恒的光芒。他就是潮汕杨成志,因26岁孤身一人完成了第一次人类学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而被镌刻于中国百年人类学史的发端。解放前,他即与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齐名,并称为中国人类学界的“南杨北吴”。

 

 

  可惜风流总闲却。前半生在学术上屡建功勋,后半生却时运不济,被迫离开一线学术研究领域。“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一代学人杨成志从未灰心放弃。

 

  他一生未曾辍离人类学,鲜有大师唱和,鲜有轶事流传,至今没有一本传记,刚毅木讷近仁。

 

  他后半生遭遇冷落排挤,饱尝孤独,却如一盏微弱的烛火,从未停止发出幽冷的光。

 

  他如一把素琴,冥冥中奏出无弦之音。以至于身为华南人类学阵营先驱的他,身后桃李多成名师遍布华南高校,但前些年民族出版社想要编纂一部“杨成志学术文集”,却几乎无人可以胜任……

  杨成志出生于1902年5月1日,字有竟。原广东海丰县汕尾镇(现为汕尾市),也有记载其为汕尾市东涌人,汉族。他是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咨议,中央民族学院(现民族大学)文物室主任。同时期与钟敬文、马思聪并称“海丰三杰”,于1991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23年入读岭南大学历史系。1927年执教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930年受命赴云南考察调研少数民族,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民族学著作。1932年公费派赴法国留学获民族学博士学位。1934年代表中国参加首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在会上用法文宣读其撰写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后来被聘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员。1935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所长、人类学部主任。主编《民俗》《民族学刊》,发表了《人类科学论集》《现代博物馆学》《广东人民与文化》等几十篇调查报告。1942年回海丰县考古,为广东史前文化提出有价值的研究。1945年回中山大学任原职,培养研究生,开办人类学系,任系主任,并组织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主编《民俗学刊》。一生论著、译著、专著近20部,发表论文近200篇。1952年调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并成为学院文物室(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前身)的第一任主任,他以一名普通教授的身份默默完成后半生的学术使命。

 

  甘抛性命,单骑独闯西南蛮荒部落

 

  民国时著名的《良友》画报,封面经常云集当红艳星、政要名流,有红极一时的女星陆小曼、胡蝶,有一手遮天的蒋介石、冯玉祥等。鲜有人知,一个籍籍无名的岭南学者,因为单骑独闯大凉山“独立罗罗”禁区的壮举,也曾成为它的封面人物。

 

  1920年代,一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史语所的年轻助教杨成志,人间蒸发1年零8个月,只身前往鲜有人涉足的川滇之间的神秘地带——— 大凉山“独立罗罗”领地,成为使用人类学理论方法完成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第一人。这次调查在战事频仍的民国年间,看似无关国事,但时过境迁,他鲁滨逊式的冒险,却成为多少年后人们回忆那个乱世年代时,颇有成色的一抹记忆切片。

 

  1928年,中国掀起第一次调查民族之风,由傅斯年等人执掌的中山大学史语所,以广州为营地,扎入中国西南腹地调查。就在这一年,刚满26岁的杨成志随同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国禄、容肇祖等人一同前往川滇之际的大凉山,希望揭秘仍未开化、保留奴隶制度的神秘民族“独立罗罗”。

 

  “天见蛮子,日月不明;地见蛮子,草木不生;人见蛮子,九死一生。”当时彝族地区流行的这句谚语,道出了这次考察的险象环生。就在此行前不久,曾有两名法国人类学家由汉人引导偷闯大小凉山,结果被彝人擒获,洋人被杀死,汉人被捉去充作奴隶。噩耗传来,风声鹤唳,关乎性命的当头,外国专家史国禄退却了,容肇祖因故撤回广州,只有年仅26岁的杨成志初生牛犊,孤身前往险境。

 

       年轻的杨成志满怀一腔求知的热望,携带当时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介绍信,于9月1日向滇东北进发。他行走近半月,沿着川滇古驿道经东川到达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城。由于这一带交通险阻,旧时匪盗众多,特别是凉山彝族奴隶主常有掠汉人为奴之陋俗等,当地人多次劝他放弃此行,但他的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认为,外国人探险南北极尚能做得到,而凉山只在我国境内,眼下只隔一江之遥,山顶上彝民的茅屋已隐约可望,为什么不能渡江入山探险一番呢,几天后,他到达了鲜有外人涉足的川滇之间的神秘地带大凉山“独立罗罗”领地,成为使用人类学理论方法完成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内第一人。他说:“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一位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恐易陷入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恐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遂由我个人独挑。”这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气度,让杨成志敢于绝尘而去,踏上别人眼中的“不归路”。 

 杨成志早年在西南考察时拍摄的照片

 

  以“入虎穴”般的胆魄闯入大凉山禁区,杨先生改头换面,不再是一副不辨菽麦的读书人形象,如探险家般穿山越岭,穿林逾水。他主动学罗罗文,学彝语和彝家风俗,与“罗罗们”一同吃生猪肝,身体力行,破除隔膜;他带上布匹、白糖、针线奉送于各寨首领,甚至还为一名女奴隶主医好脚疾。一片赤诚,终于感动了为汉人所惧怕的“罗罗”,得到当地彝族中颇有声望的首领禄呷呷的准许进入调查。他尊重彝族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娱乐,彼此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这使他的田野考察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在凉山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先后调查了诸路磨开、斯古、沙木箐和跑马坪等地,行程约500余公里,经过了200多个村庄,搜集了不少20年代末彝族社会组织和文化民俗等资料及彝文经卷。他深感彝民豪爽朴质、热情好客,重感情亦重友谊,并非外间所传的那般野蛮。经他建议,在诸路磨开和斯古两地,开办了两间小学,请了两位首领的”师爷”(汉人)任教师。结束调查离开凉山时,他同禄呷呷等人合影留念,依依话别,禄首领赠他一当地狮子狗,解他旅途寂寞,他还邀请了几位彝民朋友渡江同来巧家县城观光,以开眼界。

  就这样,先生靠双脚踏开一片世人未知的混沌之地,获得大批彝族语言,文字经典,民情风俗的第一手资料。归来后,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一鸣惊人,如发聩之声,穿云裂石。云南各界称赞他的勇敢冒险之精神,坚忍不拔之宏志,可步张骞通西域,哥伦布获新大陆。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这次开先河式的调查竖起大拇指,尤为表示同情和鼓励。

 

   友人致杨成志的书信

 

  独擎大旗,搭建南派人类学支脉

 

  不像五四时期许多家学丰厚的大师那样,杨成志全靠刻苦勤奋走上当时的学术舞台。1925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杨成志,在学校聆听了孙中山最后离开广州北上前的演讲《青年当立大志》,孙中山的一句“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成为他一生立志修身的标准。

 

  因西南考察功成名就,很快,杨成志就被派往法国巴黎求学,4年后获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冬,学成归国的杨成志即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人类学部主任,创办人类学系。此时的杨成志,重振因战乱颠沛四散的“民俗学运动”,搭起人类学在中国的南派分支,独擎大旗、声名鹊起。

 

   杨成志及其家人。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1937年到1949年的十余年战乱里,杨成志从大学课堂走向山野,几乎是隐遁深山,如饥似渴探秘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随中大迁徙,他每到一地、深入一地、研究一地,仿佛遍地是宝,他都能点石成金、化废为宝。

 

  意气风发的杨成志,根本无暇顾及和思虑政事变迁,以至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给他一张逃亡台湾的机票,被他当机立断卖掉。杨成志眼前,无比宽阔和明朗的是他未曾涉足的大陆腹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动人心魄,更能让他坚定地选择留下。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軍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第二野战軍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负邓小平,率军解放大西南。刘邓大军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向中央建议由民族事务委员会派杨成志先生前往参与对凉山彝、苗族酋长的宣传教育工作(适此期间杨成志已调北京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杨成志受民族事务委员会之命,即赴凉山地区协助刘、邓大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此期间,还参加中央中南南方访问团,任第一分团广西联络组组长,协助驻广西解放軍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剿匪工作。

 

  满腔热忱,专注民族研究直至生命尽头

 

  十年浩劫,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干校劳动。即便文革结束,他也未能恢复“文物室主任”一职。此时的他已身世两忘,万念俱寂,他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民大民族博物馆不断荒败,他看着颐指气使的学院领导吵着要把博物馆搬到学生饭堂的闹剧,终于不再沉默,守着他生平最后的“学术领地”——民大民族博物馆,青筋突暴,不顾所有体面尊严,横卧于地,厉声狂呼:“谁要搬,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他志于学的烛火,一直燃烧到生命尽头。从民大退休后的十余年里,他疾病缠身,深居简出,除了好友钟敬文等人的到访,几乎断绝了一切社会联系。女儿杨百荔的回忆里,他甚至疏于与晚辈交流,一个人终日摆弄着早年收集而来的少数民族文物,誓言要全面整理,要再去调查。他信任的人已不多,在他晚年最信任的几个人那里,才得以寻找到一些断简残篇:

 

  1970年代杨成志与钟敬文等人合影。

 

  他曾向好友、民大教授石建中展示过一本“天书”,是他早年从西南苗族那里得来,保存着后来失传的古代苗语,他渴望申请经费破解“天书”,最后却无人响应;他也曾接受过石建中邀请,拖着病体,只身来到民大与年轻学生们座谈整整两个小时,激动地鼓励年轻学生要投身田野调查;他给时任中大人类学院院长黄淑娉去信,寄来早年从美国印第安部落搜集到的一些书,交给最有感情的中大资料室代为保存,却不料后来在人事调整中被保管员当旧书卖掉……

 

  直到他去世12年后的2003年,从他生前遗留的近两百篇著作中精选的部分文章,才在中山大学结集出版。人们才发现,当年埋头于偏僻田野考察的那个学人,随意信手拈来的文章都有灵光智慧:早在1934年,欧洲求学归来的他就热谏政府设立“广东省立博物院”,并草拟十万字“广东博物馆组织大纲”,然而听者藐藐;1943年,他在一篇深入剖析广东人民构成的文章中,精辟概括出广东文化“富于革命思想”、“独立创造精神”等特质……

 

   杨成志手迹。

 

  “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1991年5月30日晚,刚过完89岁生日不久的杨成志,起身行走不幸摔倒,无疾而终。在他死后,没人为他举办任何的追悼会或者是遗体告别仪式。直到十年后老伴去世,子女才把他们二老的骨灰安葬于深圳沙湾公墓,终于魂归故里。云天在望,落英无声,一代学人的命运,最终不过是油尽灯枯,蜡尽烛灭。

来源:南方日报、中央民族大学、 百度、文化搜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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