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澄海，他是潮汕第一位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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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国庠，南粤“左联”文学青年群体中的“老大哥”，广东澄海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等。他是当年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筹备成立了“左联”，又发起“社联”。在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后，他以“文委”和“文总”的身份主持左联、社联的党团工作。韩江局在打造南粤“左联”之旅时，在红棉公园和其故里附近的韩江堤岸边韩江河口公园，设展台专版讲述其生平事迹，展示其代表作品。

　　民国时期，潮汕籍知名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家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界人物，绝大多数是于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崛起的。在他们当中，除我国电影民族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郑正秋(籍贯潮南成田)、蔡楚生(潮阳铜盂)外，其他包括社会科学家许涤新(揭西棉湖)、梅益(潮州城内)、陈唯实(潮安官塘)、蔡馥生(揭东月城)，文学家洪灵菲(潮安江东)、戴平万(潮安归湖)、冯铿(潮州枫溪)，戏剧家杨邨人、陈波儿(均潮安庵埠)、侯枫(澄海澄华)，无一不或多或少地受到杜国庠的引导和帮助。不论从学识、资历、年纪或学术成就、知名度来看，民国潮籍社会科学家排名第一位的都无疑是杜国庠。

　▲杜国庠

　　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者

　　杜国庠，字守素，笔名林伯修、吴啸仙等，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莲阳(现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清末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杜国庠在日本12年，除必学课程外，还广泛涉猎文学文字学、训诂学、佛学哲学。1919年4月归国后应聘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大学任教。

　　杜国庠昔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卒业证书及赏状

　　1922年，杜国庠参加由革命者、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学术团体“孤军社”，开展对革命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他与留日同学、著名革命家李春涛合写《社会主义与经济现状》一文，批驳一些人认为的“当借资本主义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之预备”的观点。当时一同参加讨论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孤军社”的讨论，他和杜国庠是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主张者，而其他人包括创始人之一、后沦为汉奸的周佛海以及当时颇出名的醒狮派人物的意见都与他们两人相左。

　　1925年春，杜国庠因与主持北大的胡适、蒋梦麟意见分歧，离开北大返乡出任澄海中学校长，是年10月，应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邀请，担任国民党澄海县执委会主席、潮州金山中学校长。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期间，又被周恩来委任为潮阳县县长(后因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故未到任)。

　　1928年2月，杜国庠辗转抵达上海，经蒋光慈、钱杏邨介绍加入，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文化和学术活动，参与发起成立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团体之一“太阳社”，又与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潮籍作家洪灵菲、戴平万组织成立“我们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日本等理论、社会科学著作和小说。

　　19世纪30年代初，杜国庠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同为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并任社会科学家联盟首任党团书记中宣部干事，参与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编辑工作。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于1937年6月获释。

　　1937年8月，杜国庠先后担任八路军军法科上尉书记、战地服务队队长、郭沫若担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管对外宣传的第一科科长，后与郭沫若因拒绝加入国民党而一同辞职，改任仍属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致力于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尤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见解系统、全面、独到，名扬我国哲学思想界。

　　杜国庠在日留学时曾受教于著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教授门下，对政治经济学颇有心得。返国后，虽长时间从事教学、宣传、文艺工作，但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学的研究，翻译了《金融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编写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并在上海工商专科学校兼授经济学课程。

　▲《金融资本论》封面

　　1949年8月，杜国庠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首席代表的身份从香港赴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成立后，杜国庠抱着年老体弱之躯，为华南、广东的宣传、教育、社会科学事业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文教厅长广东师院首任院长、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61年1月，杜国庠因病在广州逝世。时正率领我国代表团访问古巴的郭沫若惊闻噩耗，忆留日同窗以至在“三厅”、“文工委”共事的岁月，感伤万分，赋诗表达对杜国庠的深切悼念，其中有“生死交游五十年”之句。回国后，郭沫若亲自为《杜国庠文集》作序称自己“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

　　我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驱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即从少数士大夫对文学的垄断解放出来，为广大民众服务。“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为此立下了一定的功绩。但是，随后的新文学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普及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部分作家进行了“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以及发出“到民间去”的号召，这表明文艺大众化的必然性已经在这些作家中形成一定的认识。不过，每当问题涉及如何克服文艺与民众隔绝的状况时，多数作家还是认为重在“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几乎还没有一个作家提出过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去适应民众。

　　1929年3月29日，杜国庠以林伯修的笔名在《海风周报》第十二号发表了《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的文章，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普罗”系英文音译，指“无产阶级”——笔者注)底实践性质必然要求”。文中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的观点，认为列宁这些论述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根据”。这是我国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1930年春，在我国现代史上颇具盛名的革命进步作家的组织“左联”成立伊始，即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郭沫若、俞平伯、夏衍、洪灵菲在《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表达他们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看法。

　　杜国庠的文章，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列宁关于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思想的作品，为现代文学艺术大众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奠下基石。它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作家中展开前后近十年的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自觉地在深入群众斗争中生活的过程中端正立场，指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杜国庠这一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长时间讨论形成的共识，无疑对的精辟见解、高深论述有一定的影响。

　　诸子哲学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杜国庠博览群书，学识深邃，著述甚丰。诸如政治、经济、文学佛学、逻辑学，他都有相当的研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哲学思想史的探索。上至先秦诸子百家，下至同时代的胡适思想，贯通数千年的过程，他都广为涉猎。他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批判唯心主义的谬论，尤对墨子和公孙龙的研究更取得开拓性的成果。1959年他收集自己先后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为我国哲学学术文库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白色恐怖加剧。周恩来指示杜国庠疏散潜伏。此后杜国庠奔赴香港，返回故乡澄海，辗转韶关、桂林、贵阳，最后滞留重庆、上海，潜心从事学术研究，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撰写学术论文。1946年，他在重庆出版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著作，该书对自孔子至韩非子，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的重要思想都作了精湛论述。

　　先秦诸子思想是我国哲学的先端，是形成各种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先秦诸子围绕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激烈的哲学争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引，每个学派内部又不断分化和发展，这些各种观点都包含着以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思想的胚胎和萌芽，也有力地推进当时的社会文化生产的迅猛发展。杜国庠独辟蹊径，以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了诸子思想中广为论述的宇宙本源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并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其他各个领域。杜国庠的这一探索，为我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文坛的“老大哥”

　　当年在上海与杜国庠共事、交往的人士中清一色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生的，而杜的年龄居长，加上崇尚儒、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老成持重，对晚辈后学关怀备至，谆谆善诱，深得文坛敬重。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已是国内外知名人物，但他对杜国庠却敬重有加。“三厅”期间，郭沫若担任厅长，但由于社会活动频繁，不时离开岗位，杜虽为科长，但学识渊博，历练丰富，在那般动荡岁月中，杜所担负的工作，外无隔宿公文，内无积压事务，深得郭的信任，“三厅”的重大事务，都由郭委托杜处理，郭曾称杜“代余坐镇三厅”，甚至连常与郭、杜等人掣肘的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也感叹说：“像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与同志们的合影（前排左二周恩来，左三郭沫若，右四杜国庠）

　　澄海莲阳有一所建于清朝末年的崇德小学，该校有一首校歌，歌的词作者是郭沫若，曲作者是新成立后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音协副主席的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如此“大人物”为一所小学写校歌，这不仅在潮汕，而且在全国，都是十分少见的。这缘于该校是杜国庠的母校，郭、贺出于对杜国庠的敬重，1942年9月在战火纷飞的长沙，由郭写好词，贺谱上曲，几经周折，送达澄海崇德小学。歌词中有“莲花山下风光好”之句。

　　我国文坛巨匠夏衍对杜国庠也十分尊重。他在晚年倾尽20年心血追寻自己生平足迹的大作《懒寻旧梦录》中写道：“有一位是我一直尊敬的杜国庠同志(当时叫林伯修，广东潮州人)，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年纪较大，做事也比较稳重。他是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但对文艺也有兴趣，因此，钱杏邨等创建‘太阳社’的时候，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钱杏邨，这位我国著名作家，当年“左联”七位常委之一，虽然是杜国庠的入党介绍人，但在为人处世上，他一直将杜国庠视为楷模。他说，对杜国庠“我们尊之为‘老大哥’而不名。我个人与他的关系就是摆在师友之间，他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多帮助。我就跟他学过几个月日文”；“任何时候到他家里，总见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写作，生活清苦，言行不苟，实在使人感到是一位淳厚的‘长者’”。

▲杜国庠同志在写作

　　对晚辈的学习成长，杜国庠不辞辛劳、诲人不倦。潮籍青年许涤新、蔡馥生初抵上海求学时，杜国庠常常关心他们，辅导他们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他们不理解的字句，杜国庠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解。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争取时间，自带干粮，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在杜国庠的帮助下，他们进步很快，尤其许涤新不到几年便成为沪上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并在杜国庠被捕后接任社科联党团书记，蔡馥生也成长为一个知名的学者、教授，解放后曾担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广东省韩江流域管理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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