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潮汕人民的好儿子，也是潮汕地区唯一一位走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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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1914—1983）广东潮安人，曾任任海南军区副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史料记载，开国少将共有1360名，但是走完长征的潮籍军人，却只有陈德将军一人。这是因为在红一方面军（即闽赣中央苏区红军）的八万多人中，已知参加长征的广东籍人员有57人，走完全程的有37人，陈德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广东籍开国将军比较少的原因。

　　陈德，字德美，1914年7月出生于广东潮州古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参加内地工农红军，1933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即转入内地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在长征的磨砺中成长为红军连队指挥员。在抗日战争平型关战役、鲁西南梁山战斗、山东根据地反“扫荡” 和山海关保卫战中，陈德身经百战。后南下广西剿匪，解放海南岛，主政一方。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10月1日，毛主席同首都50万军民欢度国庆，陈德同志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国庆观礼。1963年任广东省军区党委书记、政委兼广东省委常委。1975年任山东省军区党委书记、政委、山东省委常委。1980年任广州军区顾问。他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内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1950年秋，陈德调任海南军区副政委兼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主持部队实际工作。当时，部队面临整编、剿匪和备战三大任务。他在抓好难度极大的部队整编的同时，适时地组织部队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全岛的剿匪和战备工作，局势很快得到稳定和巩固。1952年夏，为打破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国橡胶的封锁，中央作出了在海南种植橡胶的战略决策，除从广西调进第一四六师作为农垦师外，又从内地抽调十几万民工进岛垦荒种胶。刚解放不久的海南一时涌进20万人，衣食住行都成了大问题。这时，陈德为海南区党委书记之一，兼代海南行署主任，他率行署一班人，深入现场，了解情况，采取措施，就地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为实现中央的战略决策费尽了心血，为海南种植橡胶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

　　陈德严格治军，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组织部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将部队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1957年夏，惠阳地区遭受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陈德亲临抗洪前线，检查堤防，组织官兵加固堤坝，抢运物资，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主动让出部分军营，给灾民栖身。灾民中有一孕妇，在部队医护人员精心护理下产下一男孩，孩子的爸爸给儿子取名“军生”，以示感激之情。洪水过后，陈德又带领部队协助当地官方，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惠阳地区人民对部队很感激，都说人民有了灾难，军队就出来帮助，“还是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1963年7月，陈德调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官方广东省委常委。在他主持省军区工作的10年间，省军区真正体现了是民兵司令部、政治部，广东民兵工作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工作中，陈德坚决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和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的双重领导制度；自觉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在处理好党政军关系方面作出了榜样。

　　“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别的武斗使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相继瘫痪，官方中央决定对各地实行军管。陈德以省军区政委的身份，于1967年3月出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时，大批地方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学校停课，交通阻塞，市场萧条，武斗成风，混乱局面日益加剧。陈德忧心如焚。他挺身而出，着手解决一个个棘手问题。他深入群众，耐心说服两派，让地方领导干部站出来，坚持工作；他坚决执行周总理关于广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指示，坚持“一碗水端平”稳住了拥有众多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另一大派，避免了革命、生产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他着令各级军管会和军管小组，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交通，组织货源，保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他不分昼夜，不避风险，接见两派头头，晓以大义，制止武斗。为稳定广州以至全省的局势，陈德殚精竭虑，耗尽心机。

　　1969年12月12日，陈德将军的大儿子、年仅23岁的陈东绥永远地倒在了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1968年底，陈东绥在总后工程学院毕业后，被父亲送到了林芝当了一名边防兵。1969年12月，在准备战备物资时不幸牺牲。那一天，55岁的陈德将军正在广州视察部队，和他的战士们在一起。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刻骨铭心的痛。回到家中的陈德将军看了儿子牺牲的电报，趴在桌上痛哭起来。身边的人问陈德将军，要不要把陈东绥的遗体从林芝运回来安葬。陈德将军强忍悲痛，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葬在西藏吧。”就这样，陈东绥的遗体被就地安葬在了林芝，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后来，陈德将军在陈东绥曾经使用过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高举红旗到西藏，一心一意添国防。天高不适无畏惧，甘洒热血边疆上。”

　　中央文革小组和黄永胜支持一派压倒一派，诬蔑周恩来为书记的官方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东地方党、广东地方武装是地方主义“叛徒集团”。陈德极力抵制他们的阴谋，因而连续遭受他们的打击和迫害，先是被调离所谓“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回省军区边工作边接受批判，历时一年另4个月；继而于1971年4月调离广东，到湖南任名义上是湘黔枝柳铁路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实则是“拔钉子”，搞隔离审查。身处逆境中，陈德忍辱负重，带着患病之躯，依时报到。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把全副心血和精力都倾注于三线建设事业上。他一如既往，跑工地，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和广大民工的思想脉搏，及时地解决了不少工程技术、工程管理、劳动竞赛、民工生活、妇女保健等等问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健康顺利发展。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陈德主持总指挥部党委工作。他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员，注意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虚心向交通部吴副总工程师请教，特别是他亲自召开总指挥部设计工作会议，主持工程技术人员批判和否定了所谓的“一次定测论”，不仅大大提高了工程质量，而且大大减少了人力和物力上的浪费。当时国务院基建简报专门刊登了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