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潮商更是儒商!他的故事浓缩了华侨世代的奋斗史,更是乐于奉献的侨界“领头羊”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流传着可歌可泣的拼搏、奋斗、奉献的故事。作为泰国华商巨富陈弼臣的第二代传人和亚洲金融集团的掌舵者,陈有庆与他的金融家族是潮汕华侨创业史的一个缩影,书写了潮商一大传奇。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其特有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彻底颠覆了”富不过三代”的老话,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树立了经典榜样。

 

陈有庆,1932年生于广东潮阳,是泰国巨富陈弼臣的长子。

 

1944年,陈弼臣以一个企业家的独特眼光,联合中泰商贾,在曼谷叨察旺路创办盘谷银行。银行创办之初被人笑话为“公司廊”( 即和厕所差不多大、不被看好的小公司),但陈弼臣其后出任银行董事经理,统筹银行决策及日常事务,并很快在银行界建立了领先地位。此后,盘谷银行在陈弼臣的领导下,业务蒸蒸日上,到8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性银行。“盘谷银行在二战后的崛起至今天对泰国作出的贡献,就经济而言,至少使泰国的经济步伐加速了10至15年。”这是世人对陈弼臣的至高肯定。

 

 


国际传媒广泛报导陈弼臣的成就

时间回到上世纪30年代,陈弼臣尚在泰国为事业打拼,虽然回乡路途遥远,但还是希望长子“落厝”降生在自己的故乡——汕头潮南峡山。于是,1932年10月,陈弼臣的妻子刘桂英从泰国登船返乡,在大海上漂泊了三个星期,终于回到故乡。同年11月,陈有庆在汕头出生。

“当年母亲在汕头港下船后还来不及回到这里,就在汕头的一家客栈生下了我,之后才回到潮阳,我在这里一直住到十三、四岁才去了泰国。 ”陈有庆曾这样形容,“这件事今天听来是一个故事,但在当时对于我父母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我想这就是‘根’的情怀,对我后来做人做事影响很大。”
陈有庆携家人回乡,与父亲陈弼臣的塑像合影
陈有庆的童年在广东汕头潮南峡山度过,日子并不轻松。时值日本侵华,二战爆发,远在泰国谋生的父亲寄给母亲的钱无法收到。母亲带着陈有庆和弟弟,三个人耕种一亩地维持生计。 在日寇入侵潮汕地区期间,陈有庆甚至一度被抓去当壮丁,幸而最终逃脱。日子过得胆战心惊且清贫困苦,但母亲仍然坚持让两个儿子读书,直到1946年,陈有庆才被父亲陈弼臣接往香港。
上世纪50年代,陈有庆与弟弟陈有汉在汕头合影
1950年,在香港读了四年中学的陈有庆被父亲接到泰国念书。父亲是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但与我们所想像的富家公子的生活大相径庭的是,少年时代的陈有庆已经在接受磨砺——念书只能晚上念,而白天他去父亲属下的机构学习银行业务,从点钞、发存票、入账等基本功做起,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实习,因为父亲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
 
两年后,为了让陈有庆对银行业务有更广泛和深刻的认识,陈弼臣将大儿子送往美国纽约的一间银行工作。在那里,陈有庆沿袭了在泰国的做法,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回忆当年的生活,陈有庆唏嘘:“那一段时间非常辛苦。”但陈有庆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为了让下一代成才,“父亲特意安排我们到国读书,在国外公司打工,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知识,增长见识。”
陈弼臣(前排中)与太太和七名子女合照
 
父亲对他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他依然用这套模式来培养自己的子女。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1954年,盘谷银行的第一家海外分行在香港开业。1955年,年仅23岁的陈有庆回到泰国,父亲决定派他到香港开拓海外业务。“我父亲眼光好,他那时就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是一个最好的中转站,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陈有庆至今仍然佩服父亲当年的战略眼光。
 
那是他第一次独自闯荡商海。父亲一两周,有时甚至一个月才来香港一次,再加上那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陈有庆遇到急事不能马上请示父亲,只好自己拿主意。慢慢地,他养成了独立、遇事果断的作风。这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不久,他就按照父亲的想法,以香港为中心,把生意做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陈有庆在香港奋斗了几十年,在银行、保险、贸易等领域都作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他独到的眼光和果断出手的做法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在经营中坚持诚信为本、重情守信的传统精神,经营出一个成功且广受称誉的企业。这种带有传统中国儒商精神的行事作风,亦使得陈有庆相识满天下,与他交往的人几乎都成为他的朋友。几十年来,陈有庆在生意上建立了广泛人脉,这也成为他回报祖国和社会的重要基石。
陈有庆总结出一套经商理念,认为主要有四点:诚信为本;稳妥谨慎,循序渐进;与时俱进,灵活变通;富人情味,重情守义。在这一理念下,陈有庆纵横商界多年,即使遇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很少招致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作为著名侨领,陈有庆在海外华人圈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号召力。他先后担任过多个商会组织的会长,在侨界发挥了领军人物的作用,贡献良多。
多年来,陈有庆一直致力于推动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交流与合作。1975年,六位香港银行家发起组织了同业团体“志同会”,不久陈有庆也加入进来并成为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当时,中国银行准备邀请香港银行界人士组成旅行团访问地,陈有庆收到邀请函之后率先答应,并被同行一致推举为访问团团长。这次访问,是香港银行界在1949年后最早正式组团到内地交流,意义十分重大。陈有庆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了团友一致信任的团长。1983年,陈有庆再次率团访问北京,此访使陈有庆及其访问团成员有幸成为了最早知道香港将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人。
1995年,陈有庆肩负起自1983年访问北京后最重要的任务——以团长身份率领志同会访问台湾。当时大陆和台湾几乎没有交流,香港虽然和台湾来往相对频繁,但银行界从未有过代表团访台,特别是志同会这次访问台湾,会员中有大陆中资银行的代表。当时,两岸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大家对访问能否成行都比较担忧。后来,在陈有庆的多方周旋下,所有的参加者最终都获得了通过。
1998年,陈有庆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1届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华商组织。当时正值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政府和民间对落实“一国两制”没有经验,加上又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屡创高,社会气氛低沉。作为商界领袖,陈有庆充分发挥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商界人士,全力支持新成立的特区政府:通过举办座谈会、咨询会、研讨会,加强与其他商会的沟通;联合香港中华厂商会、工业总会、香港总商会等香港侨界社团,大力支持政府推出多项减税、退税和冻结收费项目等措施,配合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与香港十多家商会和社团联合发起筹办“香港是我家”活动,与近300多个社区组织合办一系列节目,营造乐观和积极进取的社会气氛。应该说,陈有庆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有庆还积极促进侨胞社团的交流。1981年,陈有庆和廖烈文等潮籍领袖在香港创办了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自创办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30多年来从未间断,年会举办地点遍及全球各主要国家,国际潮团总会已经成为天下潮人共同的盛会,更是海内外潮团共同拥戴的一面旗帜。
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全球华商两年一度的盛事,目的在于为海内外华人、华商提供一个宽阔的发展平台。1991年,陈有庆积极参与了首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组建。2009年,作为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的陈有庆再次率规模庞大的侨商会代表团,赴马尼拉参加第十届世界华商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为了加强香港侨团的凝聚力,2004年香港各侨界社团组织联合组建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由于德高望重,陈有庆被推选为创会会长,2006年又蝉联第二任会长。
陈有庆认为,华侨在国家的对外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直以来,不论以何种身份到国外活动,他都积极向当地的朋友讲解中国的发展,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信心,从而鼓励他们投入中国的经济建设。对于多年来尽心尽力服务华侨、服务国家的陈有庆,国家也给予他特别的重视和尊重。

1984年12月19日,陈有庆作为观礼团成员,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见证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在陈有庆看来,签署联合声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彰显了中国的尊严和日益强大,深切地感到这一天来之不易,这更加激发了陈有庆服务祖国的热情。
1988年-2008年,陈有庆连续四届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在此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先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通过香港为内地吸引海外投资、争取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内地市场等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
对于能够连续四届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有庆感到特别荣耀。他说,“能代表香港市民参与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是崇高的荣誉和重大的责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不但要倾听港人的诉求,还要了解内地的经济和民生,这样才能提出中肯及合乎国情的建议和意见,为国家的立法工作出谋献策。”
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授予陈有庆“金紫荆星章”,以表彰他的爱国爱港精神以及为祖国和香港地区作出的贡献。
1983年,陈有庆随父亲陈弼臣回到家乡潮阳峡山。陈氏父子捐建了峡山学校,旨在为当地人提供良好的教育。1985年,父子二人率领泰国六十多人连同香港好友主持学校的开幕仪式。在陈氏家族的带领下,很多潮籍的侨胞纷纷返回潮州,陆续兴建了医院、道路和学校,促进家乡的发展。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陈有庆和不少香港侨领来到灾区了解灾情,看到同胞受难,陈有庆心中十分难过,于是他带头倡议并联名致信中央政府,请求批准动员海外华侨援建北川中学。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陈有庆又带头捐款,并运用自己在侨界的影响力,广泛呼吁侨领和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他自己带头捐款300万港元。2010年8月,新北川中学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陈有庆表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只要大家充满爱心,愿意为他人送去温暖,加上有适当的引导和组织,有法治的保障,我相信,内地慈善公益事业一定会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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