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孩子长大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把他们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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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平路的作品，总让人勇敢地面对社会里那些众人习以为常，却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谈及“十八岁公民权”，平路说：“我们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贤，其实充满年龄歧视。”

作家平路一辈子都在对抗台湾文化中的“父权结构”，举凡她的评论、报导，甚至是她的小说，都书写出在社会里隐而不显，却又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但当她听到《今周刊》民调的结果，终究也忍不住轻呼了一声：“天啊！”

毕竟，在这份民调中，不支持政府赋予年满十八岁年轻人公民权的声音，明明白白地以四七％压过支持者的三七．六％。人们对年轻人的不信任，有时候就像膝关节反射，已经成了直觉式的反应。

即使台湾的投票年龄限制老早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年轻人还必须忍受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对于降低投票年龄的问题，多数反对者依旧想都不必想，就能投下反对票，“十八岁的青年思想未臻成熟”这种观念，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君臣父子观念依旧位阶高低，却变成说理基础

平路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贤，其实充满年龄歧视。”她很清楚，“十八岁公民权”绝对不单单是件“政治”上的事，更是件“文化”上的事。

在体制上，“投票年龄”或许还有翻转的机会，但那些文化里“论资排辈”的伦理结构，却坚决地几乎不可撼动，盘根错节虬在集体意识的深土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很多元，每个人都说台湾的问题就是太自由了，但其实可能并非如此。”

“这样的伦理结构在我们心里发声，即使没有直接听见，我们还是活在其中。”平路谈到“文化”，态度总是谨慎，每次论述前，都会沉吟再三，她很小心地又谈了下去。

“在我们的社会，‘伦理结构’是界定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据……，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在社会中会很轻易地产生某种‘权力关系’，年长者就是父权社会的根基吧！”每个人都因为年龄，有了一个社会上的伦理位置，她说：“我们不自知地活在集体潜意识里。”

“在社会上，常常可见到年长者因为年纪，变成‘伯伯’，不然就变成‘爷爷’，仿佛拥有这个身分就安定了……。作为伯伯，他是父辈阶层，年高就自动德劭，有了上对下的位置。”平路轻叹口气，“原本讨论事情，就应该要说道理，但位置的高低，却变成说理的基础。”

平路很认同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想法，这种权力规范，就像毛细管，在社会各处无所不在。

“教育体系、司法体系、公务员体系，上对下的位置都是必须‘坚守’的。”现在是司改会成员的她举例，“司法体系为何让人诟病？因为法律，人要嘛是同门、要嘛是同辈、要嘛有师承，所以即使经过一审、二审，都不会去推翻前面（那些同门、同辈、师承关系）的认定。”如此一来，人治和自由心证就取代了法治。

这种“位阶”在婚礼或日常生活中，更加显而易见，平路举例：“只要参加任何一个婚礼，你就会立刻看到，原本只是夫妻两个人的决定，却连结到多少父母的亲友，而这样的场合，传递著怎样的讯息？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个人的选择，受制于社会的伦理架构，甚至为伦理架构服务、传声。

“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在文化里。”平路认为，台湾社会至今仍保有中国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权‘维稳’的方式。”藉著这种价值观，政权得以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同心圆，下对上有一种服从关系，社会相对稳定，位置却是不能翻转的。

“长大”就能解套？打破威权，尊重应是相互的

“就像社会上，只要有年轻人与长辈冲突的新闻，年轻人就常常被冠上‘逆’。”平路说，“所有人不顾双方发生什么事，直接作价值判断。”“逆子”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是有罪的，年轻一辈的声带，也就这么被打了个结，除了服从体制，很难有任何对抗的手段。

最容易的解套办法，可能就是“长大”，这里的“长大”指的是生理年龄，而不是心智。

平路认为，“文化是非常强大的。”只要进入“伦理结构”，“社会化”的需求很快就会改变年轻人原本的价值体系，“你在社会中，要存活、要温饱，就更容易接受社会既有的规范，必须去大幅度转换认知系统，否则认知会失调，最后就会认同：‘对啊！我十几岁时其实不懂事！没有现在那么成熟。’”

“我们的社会化太早开始了，无论何时，都被规范、规劝，甚至被惩戒。”平路说，“回到结构中，就会拥有一种安全感。我们社会更努力告诉年轻人，要顺应上一代，桌子旁边就会掉下一堆好处。”

平路叹了口气又说：“对我来说，‘成熟’不是服从，而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做真正符合你心里的愿望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正好相反，刚好要求人们不要去‘听见’自己的声音，听不见、漠然，才拥有所谓‘竞争力’。”文化中的“年龄歧视”、“伦理结构”，都被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牵引，年轻一辈的声音，愈来愈小声，“父权”也得以维系它牢不可破的规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