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每月3元的助学金考上中大生物系，拼搏几十年成香港“领带大王”，捐给国家10多亿

“我天天都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

即便到80岁高龄，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还会潸然泪下。

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的曾宪梓，是被苦水泡大的。他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的生活。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

几年的小学生活，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哥哥走后，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常常欺负他们。他就在心里发狠：“你瞧不起我，我要争气，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

但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让人民站起来。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

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那个时候学校给我被帐，给我吃给我住，一切免费，还给我三块钱助学金。我十几岁还没有用过钱，是个没有见过钱的农民孩子。那个三块钱对我心灵的震撼多大啊！”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功成名就之后，这成了曾宪梓回忆人生的开场白。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去泰国多年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

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

“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多么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在香港地区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白住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一个大学生，做男保姆，夜深人静，心里不是滋味。”

不久，更不是滋味的日子来了。

想去泰国看儿子的母亲到了香港，没有别的住处，只能和曾宪梓一起挤在几平米大、头都抬不起来的走廊斜坡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以自己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财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已然发生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暂时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中国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生产领带的小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嫂干活儿，说话都不敢大声，吃饭都不敢多夹几筷子菜。即便如此，时间长了，哥哥嫂嫂还是非常嫌弃他们，“每天都给我们脸色，让我们走，快点走，即刻走。”

被嫂嫂驱逐的那晚，曾宪梓和妻子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到贫民区找到一处房子，生活基本安顿好后，他厚着脸皮向哥哥请求，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在厂里工作。

但哥哥拒绝了。

痛心不已，曾宪梓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那期间，对这个不爱钱的侄儿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发，曾多次表达要帮助他的意思，但曾宪梓依然像当年那样：虽然贫穷，但始终活得骄傲。

叔父给他钱，他不要。叔父给他换房，他拒绝。

实在没办法，叔父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让他帮忙加工成领带，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变着法地帮他。

为了生活，单子他接了，但多出的钱，他一分都没要。

1968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地区。

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地区。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居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为“金狮领带”的小作坊。

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开工时，手中只有6000港元的窘迫。

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费50元，一个月就1500元，也就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曾宪梓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卖一打领带只能赚10元，他和妻子必须每天做出并卖掉五打，才能养活得了家。

别无选择，他只能拼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五打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地区每个角落。为了打开销路，马路边的地摊小贩，他都一个一个地求，大大方方地请他们吃饭，托他们帮忙代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

“只买8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业经验。

“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

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在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

首先被改变的是总挨骂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进门，老板就大声斥骂。

走出店门的曾宪梓，一边寻找下一家，一边落泪。

但，香港不相信眼泪。

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总会挨骂？是自己做错了？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如何才能不这样？

第二天，曾宪梓穿西装打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去了洋货部。

“等店里没人时，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

老板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奇怪，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你还专程来道歉。”

一翻诚意交谈后，老板告诉曾宪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你来了影响我招待客人，所以就骂你、赶你。”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不但买我领带，还给我建议。”

再后来，一想到骂过、赶过自己的人，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曾宪梓就充满了信心，路也越走越宽。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地区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将其拆到不能拆，对其内外用料、剪裁、缝合、图案、颜色、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

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直到掌握这些技术。

第三步是自行生产，然后拿到大商场去销售。

苦战几十个昼夜后，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他拿出4条，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

“这8条领带，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曾宪梓趁热打铁，把四打领带送进这家公司，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不到一个星期，经理便打电话给他：

“赶快再给我送四打来。”

初战告捷，曾宪梓决定打入更多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香港地区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来了。

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地区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地区主流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

这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历：

“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

不久，他就等到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曾宪梓说。

再之后，金利来，渐渐火起来。

从跑街串巷开始，曾宪梓心里就住进了一个梦：

一定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且是不输给洋人的大牌。

通过做出好领带、经营好关系，打开百货公司的大门后，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牌计划：学习外国人的办法打广告，但又不同于外国人的办法，而是要打出鼓舞中国人精气神的广告。

只要有一分宽裕的钱，他就多打一分的广告，并且紧密结合中国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来打广告，既给自己打广告，也张扬中国人的志气。

中国乒乓球队开始风靡世界，曾宪梓于是独家赞助了中国乒乓球队香港表演赛的电视转播，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响遍神州，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迹的著名广告语：

“金利来，男人的世界”。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电视转播节目中大做广告；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也被“男人的世界”承包……

一轮轮强势猛攻下，质量可靠、品牌也足够响亮的“金利来”领带，迅速走红，生意滔滔不绝。香港地区，迅速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1973年，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甚至关门破产。

危机之下，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势上扬。

他逼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可以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大办法。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比把货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生意好了五倍。”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柜模式。

谈及这段经历，曾宪梓说：

做生意，首先靠脑子，看到什么，就要思考，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么把它用起来；其次，要靠行动，决定了以后，要及时而且果断把想法付诸于行动。

最后，就是要勤奋，不能偷懒。

“我天天都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

专柜模式让曾宪梓化解了危机，也开启了金利来更快速的规模化成长。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85年，曾宪梓开始到内地投资开厂，创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

“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曾宪梓说，被党的政策改变命运的他离开内地时，就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1978年，可以回内地了。

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港英桥头的誓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慷慨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

乡亲们依然极其落后与贫穷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曾宪梓的心。回到香港后，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无论多发达，都要坚持省吃俭用，节约出每一分钱，每年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

于是，500万、1000万、3000万、5000万……

一笔一笔在当时堪称巨资的捐款被他送到家乡，送到整个内地。

再之后，是事业发展越大，捐赠金额越大。

1992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2012年、2016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两度追加1亿港元捐给体育基金，最终单是为体育基金就捐资3亿港元；

2018年11月，即便家族生意早已不同往昔，家乡梅州市梅县宪梓中学成立25周年之际，他又再捐赠2000万港元……

同时，曾宪梓也还是“水立方”的大额捐赠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与之对应的是，他长期每天生活开支不超过30元的抠门和节俭，后来物价上涨实在太厉害，才上调改成50元。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报效祖国。”

直到2019年9月20日去世前，曾宪梓都还在给内地捐款。

但捐款，只是曾宪梓报效祖国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宪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会公共服务之上。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赤诚奉献。

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此外，曾宪梓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伤害香港，我都不会允许的，都会据理力争。”

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曾宪梓特区政府最高荣誉：

大紫荆勋章。

授勋当天，他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宴会。他在会场挂着五星红旗，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整个晚上一直播放歌唱共产党的歌。

他还第一个站起来唱歌，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曾宪梓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团结中国人，建设富强的国家。他到哪里都这样讲，到哪里都把共产党歌唱。

在很多私人的场合，比如生日聚会，成百上千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他也都会清唱，或者邀请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

“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

即便到80岁高龄，出席重要场合的曾宪梓，也经常是胸前鲜红的领带，绣着金色的国徽。

2019年9月20日下午，曾宪梓在家乡广东梅州逝世，以叶落归根为自己85岁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在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祖屋的告别仪式上，曾宪梓的小儿子，也是金利来事业的接班人曾智明，哽咽着清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送别父亲。他说：

“这首歌是父亲教我们唱的。父亲从小教导我们爱党、爱国、爱家乡，他自己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遗愿不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