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这位潮籍院士用双脚丈量珠峰地区，揭秘“青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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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度，原籍梅州市大埔县，1936年生于揭阳县（现揭西县大洋村）。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度是中国自然地理学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有关高原与山地的地理研究工作，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是首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首席科学家。

郑度院士的办公桌后侧，挂着一张立体的中国地形图。地图南侧一块低矮的凸起代表两广丘陵，那里是郑度的家乡；地图西侧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深陷的准噶尔盆地，则是他数十年间用双脚丈量出的祖国大地。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地理资料长期匮乏。新中国成立后，以郑度为代表的自然地理工作者对这些地区展开调查，他们是我国地理学科的工作者，也是当代科学考察的探路人。

如今，随着这张中国地形图上的“空白”被逐步填充，郑度将眼光投向更长远的目标：填补环境伦理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白”，以学者身份献言献策，为今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973年，郑度在西藏察隅

“我是一名客家人，习惯处处为家。”谈及数十年扎根高原山地的理由，郑度笑着解释道。

郑度自少年时代就历经迁徙。1936年郑度出生于揭阳县西部一个小山村中，长住在五经富乡，后因其父亲工作调动，他前往汕头聿怀中学读书。1958年郑度赴广州就读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9年，他就加入中科院治沙队前往新疆，对准噶尔盆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工作。

“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工作后大多分散到全国各地。”郑度认为，自己接受的家庭教育中有“客家特色”，其一是从文重教的传统，其二便是努力开拓的精神。郑度的父亲曾叮嘱他“要用功读书，不要管被分配到哪里去”，这也成为了他走上自然地理科考道路的原因之一。

在准噶尔盆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中央，考察队一行人骑着骆驼，忍受风吹日晒，按定量配给饮用水。长年在岭南生活的郑度，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干燥的沙漠干燥气候，一开始十分不适应。但正是秉持了自己家庭教育中奋勇拼搏的一面，让郑度在我国西北地区坚持了长达6年的科考和定位试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年逾八十的郑度认为自己仍身板硬朗、思路清晰，与多年坚持在外科考离不开关系。1966年郑度被安排参加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考，接到通知后他没有担忧珠峰地区高海拔的困难，反而感到兴奋和开心。

1966年至1968年，郑度加入中科院西藏科考队从事珠峰地区科考和研究，同行的是一批同样有着求知和拼搏精神，来自全国23个单位、近30个学科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郑度回忆，“文革”开始后科考活动暂停，但是大家的热情仍未熄灭，“一心只想搞科考”。

1974年，郑度在西藏墨脱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要求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指示有关部门实施一些战略构想和具体措施。郑度介绍，中科院随后在珠峰科考队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8年规划。次年，郑度加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进行了为期4年在西藏的综合考察工作。

此次考察填补了我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诸多空白。郑度回忆，在1980年5月首次在中国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会议上，在会议结束时，一名外国专家惊讶地表示，本来以为会议的主题是介绍外国研究成果，没想到变成学习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

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郑度长期投入相关研究，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与格局研究中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作为一名先后负责或主持与青藏高原研究的国家基金委与中科院重大项目、国家攀登计划的学科带头人，他仍谦虚地表示，自己早年的考察工作是为了给后来人的研究工作做“探路者”。

“1973年我们去青藏高原考察，大多数地方汽车无法通行，完全靠脚走。”郑度介绍，与当今研究工作用手机联络信息、用先进设备探测相比，当时的通信手段和观测手段都较为落后。

正是依靠郑度等“探路者”的不懈努力，我国对高原、山地地区的认知逐步清晰，学科建立更加完善，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2018年7月，我国《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指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9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首期成果发布，更多“青藏密码”正在被破译。

郑度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自然地理研究工作者是“以任务带学科”，为完成地区规划工作任务，考察当地宏观的地理情况，进而带动学科发展。如今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自然地理研究也变得更“细”更“精”，科学考察研究正更加紧密地跟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