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汤，把鱼丸留给孩子！一件事告诉我们：爸爸的爱，是不能言语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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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筷子的手沾满泥巴，或许是推车用力过度吧， 整只手不自主地颤动着，眼睛看着远方，没有表情地不停咀嚼着， 好久之后才似乎想起什么，转头看我，然后夹起一块肉伸向我⋯⋯
岁末年终，或许如早年一些老人家说的，是一个奇怪的“关卡”。某年冬天，在短短十几天里，竟然有几位长辈前后离开，其中还包括我初中时候的音乐老师李泰祥先生。
看着摊在桌上的几份讣闻，忽然想起父亲。
比起享寿七十五到八十几的这些长辈们，父亲离开得好像太早了些。他六十二岁走的，正是我写这篇文字时的年纪。
而且，比起这些长辈的孩子帮他们写下的生命经历，父亲的一生似乎显得贫乏空虚。
记得他过世时，原本也想和别人一样，帮他写一段“生平事略”，但也在那个当下才发现，自己和他好像一点都不熟，因为他从没主动跟我们说过他的人生点滴，而我们好像也不曾问过。
这仿佛是台湾很多上一代父母跟子女之间永恒的遗憾，因为他们似乎不习惯、不懂得，甚至羞于“亲密”—不管在语言或行为上。
或许因为这样，所以跟弟妹一说起和父亲相关的印象时，似乎都是个人的经验或感受，很少有大家都同时在场的“共同记忆”，而且奇怪的是，多数都和食物有关。
不过，慢慢地似乎也都明白，在那个贫乏的年代，一个不会表达情感的父亲，能让他的孩子们感受并牢记他少数关心与爱的“证据”，无非就是最简单、直接的和吃食相关的记忆吧？
喝了汤，把鱼丸留给孩子
出生时，祖父讬人帮我排了八字，长大后看到时已折痕龟裂、字迹斑驳，只依稀看出“大运起三岁”及“三奇盖顶”这几个字。研究过命理的朋友说，“大运起三岁”的另一个意思是，从三岁开始就会记得某些事。
或许是这样吧，母亲在世的时候，几次跟她印证我脑袋里残存的一些过往影像时，她总会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说：“怎么可能？那时候你才多大？你怎会记得？”
比如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一个穿着有点像军装也像学生制服的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背后是夏天傍晚时分的阳光和远处山岭昏黄的颜色。
那个人打开便当盒，用筷子戳起一颗白色的丸子，摇晃着，诱引我走向他，然后我咬了一口那颗丸子，觉得那味道真好！吃完之后，那个人笑着，又从便当里戳起另一颗来，吃完之后或许不过瘾吧，我哭了，可是那个人还是在笑。
这个宛如梦境一般的画面，曾经求证于母亲，记得她同样无法置信地说：“怎么可能？你哪会记得？”
那时候我才三岁多，父亲大约二十六、七岁，政府召集这批出生于日本时代、而当时已超过征兵年龄的人进行“国民兵”训练。
暑假时每天一早，父亲带着便当翻过山到九份国小报到受训，午餐时，这群参训的人会到市场的面店叫一碗汤配便当，父亲通常只喝汤，而把鱼丸留在便当盒里，带回来给他的孩子。
之后曾在父亲留下的少数照片里，看到上头写着“瑞芳地区国民兵训练结业纪念”的一张，里头一群人背着枪、戴着船型帽，穿着就跟记忆里那个摇晃着鱼丸的人一样的制服，都朝镜头笑着。
不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上面好几个人的头顶上，都有小小的、不同墨色的×字记号，我问父亲这个记号代表什么？当时才四十来岁的父亲说：“已经过世的人。”他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过世的原因，包括灾变、生病和自杀。
我没问的是，这些人当时是否曾经和他一样，把汤喝了，而把鱼丸留给他们的孩子？
泥巴和汗水交织的背影
我们兄弟姊妹总共五个人，最小的妹妹出生那年，有个大台风侵袭北部，村子里很多房子都倒了。当时金矿业已经萧条一阵子，许多已经失业很久而今连房子都没了的人，干脆死心地放弃一切，离开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村落到外头谋生。
也不知是幸或不幸，那次台风我家只倒了烟囱，父亲虽然也失业了一阵子，但最后找到一个推矿车的工作，所以没在那个“移民潮”的巅峰离开。
一位采矿师傅“沦落”为只靠力气而完全不需专业技术的矿车工的那种失落感，我们要到很久之后才能体会，当时只觉得父亲的脾气变得沉默，甚至暴躁易怒。
每天下工后、晚餐前，他总是要我们到杂货店赊一些黑糖、面线回来，然后默默地坐在门口，等我们帮他弄好黑糖拌面线后，自己大口大口地吞食，也不管屋里的孩子们都流着口水看着。
那时候我已经大了，每回去杂货店赊东西时总会想：“都这么穷了，你还要赊帐吃这么好的？”
当然同样要到很久之后才懂，那是一个人在体力耗尽之后最快速的热量补充，也才懂为什么他都在那碗面线吃完之后，整个表情才会稍稍舒缓，才会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跟我们说话。
记得某个星期天，猪肉贩子竟然不请自来地把担子挑到我家门口，然后从担子里拎出一块三层肉，说是父亲买的，并且交代我把肉切块用酱油卤一卤，中午装便当送到坑口去。
我问肉贩说：“是买的，还是赊的？”
他的回答是：“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
是赊的。我当然懂。
那天，除了依照嘱咐把肉切块去卤之外，我“恶向胆边生”地偷偷留下了一小段，把它切得很薄很薄，和肉块一起卤熟之后，分给围在灶边的弟妹们一人两片，也给在采石场打工的母亲留了几片。当时心里想的是：“也不能一直只有你吃好料的吧？”
中午看着父亲蹒跚地推着装满废石的矿车出坑，他一看到我便迫不及待地把矿车停了下来，然后像几天没吃饭似地，手也没洗就打开装肉的小铝罐，把肉汁往便当里的白饭浇，接着大口大口地扒起饭来。
他拿着筷子的手沾满泥巴，或许是推车用力过度吧，整只手不自主地颤动着，眼睛看着远方，没有表情地不停咀嚼着，好久之后才似乎想起什么，转头看我，然后夹起一块肉伸向我，说：“你们也很久都没有吃到油腥了哦？”
我嘴里含着肉，鼻头一阵酸，然后听见父亲说：“剩下的⋯⋯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吃。”
之后他继续大口大口地扒着饭，不知道他的儿子正在背后看着他，看着他工作服上泥巴和汗水交织而成的斑驳痕迹，以及他仍颤动不已的手。
煮给父亲的最后一道菜
父亲晚年（其实一点也不“晚”吧？）除了矿工职业病“矽肺”之外，同时也有糖尿病，频频进出医院。矽肺会喘，体力耗费大，需要高热量的食物补充，而糖尿病偏偏得节制饮食，因此他经常为了三餐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和母亲闹别扭。
有一回，他再度住进医院，我去跟母亲换班照料，晚餐送来的时候，他只看了一眼就一把推开，说：“再饿⋯⋯看到这些东西就饱！”
我问说：“那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他沉默了好久之后，才有点腼腆地、小声地说：“可以下饭的就好⋯⋯像那种用酱油卤得烂烂的、咸咸的三层肉⋯⋯”
当晚回家跟当过护士的太太说起父亲的渴望，她说三层肉不好吧？但如果是鱼说不定还可以。
于是第二天，我买了一条父亲喜欢的虱目鱼，切块后，用葱、姜和酱油卤了带到医院去。
午餐时间，我把病床边的布幔拉了起来，以免护理人员看到彼此难堪，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父亲就着那些鱼大口大口地扒着饭，看到他拿着筷子的手微微地抖动着，一如当年在坑口。
只是这回他没跟我说：“剩下的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吃！”他说的反而是：“剩下的⋯⋯帮我收好，不要让护士小姐看到⋯⋯晚上我还可以吃！”
当时不知道，那就是这辈子我煮给父亲的最后一道菜。
最初与最后通常最难忘，一如我记得和父亲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一起看的电影，分别是《爱染桂》和《东京世运会》一样。我记得这道卤虱目鱼，就像记得当年鱼丸的滋味，以及他摇晃着鱼丸要我靠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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