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汤,把鱼丸留给孩子!一件事告诉我们:爸爸的爱,是不能言语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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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筷子的手沾满泥巴,或许是推车用力过度吧, 整只手不自主地颤动着,眼睛看着远方,没有表情地不停咀嚼着, 好久之后才似乎想起什么,转头看我,然后夹起一块肉伸向我⋯⋯

岁末年终,或许如早年一些老人家说的,是一个奇怪的“关卡”。某年冬天,在短短十几天里,竟然有几位长辈前后离开,其中还包括我初中时候的音乐老师李泰祥先生。

 

看着摊在桌上的几份讣闻,忽然想起父亲。

 

比起享寿七十五到八十几的这些长辈们,父亲离开得好像太早了些。他六十二岁走的,正是我写这篇文字时的年纪。

 

而且,比起这些长辈的孩子帮他们写下的生命经历,父亲的一生似乎显得贫乏空虚。

 

记得他过世时,原本也想和别人一样,帮他写一段“生平事略”,但也在那个当下才发现,自己和他好像一点都不熟,因为他从没主动跟我们说过他的人生点滴,而我们好像也不曾问过。

 

这仿佛是台湾很多上一代父母跟子女之间永恒的遗憾,因为他们似乎不习惯、不懂得,甚至羞于“亲密”—不管在语言或行为上。

 

或许因为这样,所以跟弟妹一说起和父亲相关的印象时,似乎都是个人的经验或感受,很少有大家都同时在场的“共同记忆”,而且奇怪的是,多数都和食物有关。

 

不过,慢慢地似乎也都明白,在那个贫乏的年代,一个不会表达情感的父亲,能让他的孩子们感受并牢记他少数关心与爱的“证据”,无非就是最简单、直接的和吃食相关的记忆吧?

 

喝了汤,把鱼丸留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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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祖父讬人帮我排了八字,长大后看到时已折痕龟裂、字迹斑驳,只依稀看出“大运起三岁”及“三奇盖顶”这几个字。研究过命理的朋友说,“大运起三岁”的另一个意思是,从三岁开始就会记得某些事。

 

或许是这样吧,母亲在世的时候,几次跟她印证我脑袋里残存的一些过往影像时,她总会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说:“怎么可能?那时候你才多大?你怎会记得?”

 

比如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一个穿着有点像军装也像学生制服的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背后是夏天傍晚时分的阳光和远处山岭昏黄的颜色。

 

那个人打开便当盒,用筷子戳起一颗白色的丸子,摇晃着,诱引我走向他,然后我咬了一口那颗丸子,觉得那味道真好!吃完之后,那个人笑着,又从便当里戳起另一颗来,吃完之后或许不过瘾吧,我哭了,可是那个人还是在笑。

 

这个宛如梦境一般的画面,曾经求证于母亲,记得她同样无法置信地说:“怎么可能?你哪会记得?”

 

那时候我才三岁多,父亲大约二十六、七岁,政府召集这批出生于日本时代、而当时已超过征兵年龄的人进行“国民兵”训练。

 

暑假时每天一早,父亲带着便当翻过山到九份国小报到受训,午餐时,这群参训的人会到市场的面店叫一碗汤配便当,父亲通常只喝汤,而把鱼丸留在便当盒里,带回来给他的孩子。

 

之后曾在父亲留下的少数照片里,看到上头写着“瑞芳地区国民兵训练结业纪念”的一张,里头一群人背着枪、戴着船型帽,穿着就跟记忆里那个摇晃着鱼丸的人一样的制服,都朝镜头笑着。

 

不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上面好几个人的头顶上,都有小小的、不同墨色的×字记号,我问父亲这个记号代表什么?当时才四十来岁的父亲说:“已经过世的人。”他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过世的原因,包括灾变、生病和自杀。

 

我没问的是,这些人当时是否曾经和他一样,把汤喝了,而把鱼丸留给他们的孩子?

 

泥巴和汗水交织的背影

 

我们兄弟姊妹总共五个人,最小的妹妹出生那年,有个大台风侵袭北部,村子里很多房子都倒了。当时金矿业已经萧条一阵子,许多已经失业很久而今连房子都没了的人,干脆死心地放弃一切,离开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村落到外头谋生。

 

也不知是幸或不幸,那次台风我家只倒了烟囱,父亲虽然也失业了一阵子,但最后找到一个推矿车的工作,所以没在那个“移民潮”的巅峰离开。

 

一位采矿师傅“沦落”为只靠力气而完全不需专业技术的矿车工的那种失落感,我们要到很久之后才能体会,当时只觉得父亲的脾气变得沉默,甚至暴躁易怒。

 

每天下工后、晚餐前,他总是要我们到杂货店赊一些黑糖、面线回来,然后默默地坐在门口,等我们帮他弄好黑糖拌面线后,自己大口大口地吞食,也不管屋里的孩子们都流着口水看着。

 

那时候我已经大了,每回去杂货店赊东西时总会想:“都这么穷了,你还要赊帐吃这么好的?”

 

当然同样要到很久之后才懂,那是一个人在体力耗尽之后最快速的热量补充,也才懂为什么他都在那碗面线吃完之后,整个表情才会稍稍舒缓,才会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跟我们说话。

 

记得某个星期天,猪肉贩子竟然不请自来地把担子挑到我家门口,然后从担子里拎出一块三层肉,说是父亲买的,并且交代我把肉切块用酱油卤一卤,中午装便当送到坑口去。

 

我问肉贩说:“是买的,还是赊的?”

 

他的回答是:“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

 

是赊的。我当然懂。

 

那天,除了依照嘱咐把肉切块去卤之外,我“恶向胆边生”地偷偷留下了一小段,把它切得很薄很薄,和肉块一起卤熟之后,分给围在灶边的弟妹们一人两片,也给在采石场打工的母亲留了几片。当时心里想的是:“也不能一直只有你吃好料的吧?”

 

中午看着父亲蹒跚地推着装满废石的矿车出坑,他一看到我便迫不及待地把矿车停了下来,然后像几天没吃饭似地,手也没洗就打开装肉的小铝罐,把肉汁往便当里的白饭浇,接着大口大口地扒起饭来。

 

他拿着筷子的手沾满泥巴,或许是推车用力过度吧,整只手不自主地颤动着,眼睛看着远方,没有表情地不停咀嚼着,好久之后才似乎想起什么,转头看我,然后夹起一块肉伸向我,说:“你们也很久都没有吃到油腥了哦?”

 

我嘴里含着肉,鼻头一阵酸,然后听见父亲说:“剩下的⋯⋯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吃。”

 

之后他继续大口大口地扒着饭,不知道他的儿子正在背后看着他,看着他工作服上泥巴和汗水交织而成的斑驳痕迹,以及他仍颤动不已的手。

 

煮给父亲的最后一道菜

 

 

父亲晚年(其实一点也不“晚”吧?)除了矿工职业病“矽肺”之外,同时也有糖尿病,频频进出医院。矽肺会喘,体力耗费大,需要高热量的食物补充,而糖尿病偏偏得节制饮食,因此他经常为了三餐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和母亲闹别扭。

 

有一回,他再度住进医院,我去跟母亲换班照料,晚餐送来的时候,他只看了一眼就一把推开,说:“再饿⋯⋯看到这些东西就饱!”

 

我问说:“那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他沉默了好久之后,才有点腼腆地、小声地说:“可以下饭的就好⋯⋯像那种用酱油卤得烂烂的、咸咸的三层肉⋯⋯”

 

当晚回家跟当过护士的太太说起父亲的渴望,她说三层肉不好吧?但如果是鱼说不定还可以。

 

于是第二天,我买了一条父亲喜欢的虱目鱼,切块后,用葱、姜和酱油卤了带到医院去。

 

午餐时间,我把病床边的布幔拉了起来,以免护理人员看到彼此难堪,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父亲就着那些鱼大口大口地扒着饭,看到他拿着筷子的手微微地抖动着,一如当年在坑口。

 

只是这回他没跟我说:“剩下的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吃!”他说的反而是:“剩下的⋯⋯帮我收好,不要让护士小姐看到⋯⋯晚上我还可以吃!”

 

当时不知道,那就是这辈子我煮给父亲的最后一道菜。

 

最初与最后通常最难忘,一如我记得和父亲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一起看的电影,分别是《爱染桂》和《东京世运会》一样。我记得这道卤虱目鱼,就像记得当年鱼丸的滋味,以及他摇晃着鱼丸要我靠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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