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三才子”之一的他结伴梁启超，探索富国强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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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海莲下是一个贤达辈出的地方

除了大家熟悉的刘绍喜、王来春之外

还有一个人物

吴贯因

别号柳隅，系前清举人

当时吴贯因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从此，杜国庠在吴贯因的悉心栽培下，进步更快。尤其可贵的是，杜国庠能够在吴家阅读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类进步书籍和刊物，眼界大开，遂接受先进思想。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国庠于身边就读。三年后，在吴贯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澄海乡贤之倡助下，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之资助，东渡留日。

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1909年他负责编辑《宪政新志》。杜国庠写的文章，如《资议局记事》等多篇，都在该刊发表。

在留日期间，吴贯因还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成为好友，从此他追随梁奔走呼号，探索富国强民之路。

1912年学成归国后，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

吴贯因与梁启超都参加到民国初期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大争议之中。梁启超则主张设立平政院作为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在其为进步党所拟的宪草第81条规定：“行政诉讼于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组织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吴贯因所拟的宪草第68条关于此点的规定，从内容到措辞都与梁氏完全相同。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揭起反袁的旗帜。

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1916年3月4日上午10时，梁启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转广西，同行的有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吴贯因)、唐伯珊、蒋方震等，（梁等均冒充日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离开上海。在船上，他蛰伏于船舱最下层锅炉旁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饮食睡眠都在其中，潮湿闷热使人难以忍受。等到夜深人静，才蹑手蹑足偷偷地来到船舷，凭栏远眺和呼吸新鲜空气，感到非常爽快，非常舒服，这使他领悟到“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船上的生活极为艰苦，为了实现反袁的目的，从军往广西，他们只能在苦中求乐。

1917年秋季，吴贯因的好友李秀升18岁儿子李春涛潮州金山中学毕业，北上到北京，住在吴贯因家里。他依照父亲的嘱咐，以门生之礼拜见了吴贯因。

吴贯因早就喜欢李春涛，欣然收他为门生。当时杜国库也住在吴家，李、杜两人一见如故。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吴贯因建议他到日本去留学，他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是爱国的，日本翻译的新知识的书比较多，出版也快，可供学习时选择。李春涛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说依从吴先生的意见，要到日本去留学。其父李秀升十分高兴，他希望春涛成为有出息的人，给弟弟们做个好榜样。

1919年，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适逢杜国庠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让杜国庠住于其家，并任用杜兼编译处编辑。

严峻的社会现实还表明，中国“非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培植新式人才，无以求存图强”。可以说，“教育救国”是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一个共识。有许多潮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师范，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致力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当时出任大学教授的就有吴贯因、郭任远、黄际遇、蔡翘、方棣棠、黄天鹏等多人。

1927年弃政从学，任东北大学教育、文学院院长，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

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专家和学者。文学院聘请的名教授有：文法专家章士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及林损、余启昌、吴贯因（梁启超私人秘书、北平华北大学副校长）、江之泳、李光忠等。

1930年6月1日，他的代表作《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在上海联合书店初版，印数1500册。吴贯因是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撰写的，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史之梯》划分史学为五大时代，诗歌时代与小说时代均在科学时代之先。

1933—1937年，曾受陈济棠聘请，多次到广东讲学。

1935年起，吴贯因在天津创办《正风》半月刊，发表史论专著多种。

1936年，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来源：澄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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