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港爱家乡——著名侨领陈有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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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庆（1932-2022），著名侨商、泰国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之子，广东潮阳人，泰国归侨。生前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创会会长、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第七届至第十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获得者。下面，我们讲讲陈有庆的故事。

陈有庆没有白费父亲对他的栽培，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东方和西方的金融知识，并且在泰国和美国两地广建人脉，至于以香港为发展基地，不但为陈有庆的事业带来发展的机遇，也为他日后反馈祖国提供了一个最方便和有利的平台。

汕头诞生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曼谷开往汕头的船上，有一位年轻女士怀着身孕，一路盼望着早日平安回乡。她是泰国华侨陈弼臣的夫人刘桂英，她肚裹等待出生的婴儿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儿。陈弼臣夫妻二人虽然在泰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但刘桂英不惜长途跋涉回去潮阳（本文中指的是现今的潮南区），目的是让第一个孩儿能够在家乡出生，以秉承传统。陈弼臣选择让妻子刘桂英回家产子，使他们的孩儿得到祖先的祝福。泰国回潮阳的路程既遥远又艰苦，腹大便便的刘桂英还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登上从曼谷开出的船。她在一千多海里的南中国海上漂泊了三个星期，终于在十一月平安抵达汕头。

汕头是潮汕的主要港口，这里离陈弼臣家乡潮阳峡山有几十公里的路程，那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从汕头回乡还要折腾一番，刘桂英于是在汕头一家客栈安顿下来。结果她等不及回乡，就要在客栈临盆了。当时客栈里有一对来自上海的潮籍夫妇赶过来帮忙，最后刘桂英顺利诞下陈有庆，母子平安。刘桂英和这对夫妇素未谋面，却在人生一个重要的关头遇上，可说是难得的缘分。可惜刘桂英忙于照顾初生的儿子，忘了问及这对夫妇的姓名，想亲自答谢他们的机会也没有。这件事令刘桂英一直耿耿于怀。

刘桂英回乡产子的故事是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中国华侨史中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章。

刻苦童年

陈有庆在汕头出生后，母亲刘桂英带着他回到潮阳生活，潮汕地少人多，粮食不足，很多人争相出国寻找工作或者发展机会。一般而言，丈夫会一个人出外谋生，把妻子儿女留在家乡；除非在外面干得很成功，否则不会安排家属迁往外地。陈弼臣在泰国不过几年光景，事业基础尚未稳固。当时他和刘桂英长期分隔异地，他长住泰国谋生，刘桂英则于泰国和内地两边走。陈有庆和弟弟陈有汉跟随母亲和曾祖母在乡下生活，过着贫困又刻苦的童年岁月。

陈有庆还记得他和弟弟两个人只有一双拖鞋，要等弟弟洗澡后穿着拖鞋上床睡觉，才轮到他穿。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亩祖田，一家的生计就靠耕田种菜维持，有时候耕田还要看天时；他早上上学的时候如果碰上下雨，就要赶紧回家帮忙松土犁田，否则泥土变硬了就很难耕种。虽然陈弼臣每个月都会从泰国汇“安家费”回来，但是以前乡下没有银行，陈弼臣的汇款往往要几经周转，并不保证能够全部收妥。有时候收不到泰国的汇款，在乡下的妻儿只好自力更生。

当时潮阳的生活环境很差，物资供应不足，医疗水平落后，陈有庆和弟弟能够活着已经算是万幸。刘桂英另外有一子一女无法熬过这种恶劣的环境，出生不久就不幸身故。幸好在八年抗战的日子，潮阳峡山较少受到战火波及，日寇只是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前一段短时期南窜至潮阳，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构成很大威胁。

陈有庆在潮阳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多个年头。那时候的生活既刻苦又辛劳，不但要用功读书，也要承担长子必须肩负的家庭责任，箇中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十四岁那年，陈有庆离开母亲和弟弟，由父亲的助手周光庭陪着从潮阳家里前往香港，迎接人生第一个机遇。当时香港正逐渐从日治时期的伤痛中恢复过来，但英国重新管治香港的前景却未见明朗。英国经过二次大战的摧折，国家元气大伤，根本无力支援香港这位处远东的殖民地。陈弼臣就是在这历史的转折之中将陈有庆带来香港读书，为儿子将来在香港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安排。陈有庆至今仍记得日本投降之后的几个月，很多人从大陆涌到香港，他也在父亲的安排下踏上前往香港的征途。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陈有庆在汕头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等到开往香港的轮船。他当时无法想到，重回家乡的日子竟然要等到三十七年之后才会发生。

求学生涯

对于十四岁的陈有庆而言，香港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一个从未踏足的地方，当时香港光复不到一年，人口只有五十万左右，经济尚未重现生机，巿面只有疏落的货车、电车、人力车。陈有庆心里明白，没有母亲在身边照顾提点，凡事都要自己解决。幸好父亲安排了他暂住在庶母的亲姊家里，生活总算安顿下来。陈有庆的庶母是他父亲第二位夫人姚文莉，是在战乱的时候迎娶的。姚文莉的亲姊姚文豪在辈份上是陈有庆的大姨母，总算是亲戚，正好替妹夫照顾陈有庆的起居饮食，有了大姨母的关照，陈有庆在香港的生活就方便得多了。

陈有庆最初在九龙华仁书院读书，一个学期之后转到岭英中学就读。岭英中学的校舍在香港岛铜锣利园山，学校由潮籍教育学权威学者洪高煌博士创办，是当时香港著名的华侨学校，不少华侨父母均把子女送来读书。抗战期间岭英中学从香港内迁，日本投降之后洪高煌带同学生回香港复校，当中就有不少香港和海外侨生。岭英中学的特色是师生都可以在校内寄宿，不过战后物资短缺，学校无法提供正式的宿舍，晚上睡觉的地方其实就是白天上课的课室。陈有庆后来觉得住在大姨母家里始终有点不方便，于是决定在学校寄宿，直至一九五〇年中学毕业。

陈有庆在香港接受了四年中学教育，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泰国继续学习，为未来的事业作准备。年方十八的陈有庆自此回到父亲身边，展开了在泰国半工半读的岁月。陈弼臣为了让儿子了解和熟习做生意的方法，特意安排陈有庆到自己创立的公司实习。每天早上，陈有庆到亚洲信托公司上班做见习生，学习点钞票、入眼等基本功，也要接触管理整间公司的方法。虽然他贵为公司的少东，但在工作上却没有得到半点优待。到了晚上，陈有庆还要到专科学院上课，修读会计、银行学和商业法等科目。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一点也不轻松，等于以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应付两个人的事情。陈有庆以无比的毅力，在泰国维持了这种生活模式整整三年。

陈弼臣当然知道儿子的生活艰苦，但他对儿子的栽培其实是出于一片苦心，也和自己的出身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家当年家境不佳，陈弼臣的父亲陈子贵无法为儿子供书教学，陈弼臣只读完一年中学就要出外做工赚钱。虽然陈弼臣的学历不高，但他不怕辛苦，坚持以踏实奋进的态度由低层做起。凭着稳健的根基和丰富的经验，终于一步一步迈向成功。对陈弼臣来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单单建基于其学历的高低，有时候实际经验往往比书本上所获得的知识更为重要。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对教育具有一番独特的见解，而这些领悟对陈有庆的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陈弼臣打算要陈有庆在自己的公司工作，于是建议儿子不要读大学，直接到公司实习。他认为银行、保险之类的专门科目，在大学所学的相关知识未必全面，反而从实践中掌握这些知识会更为实际。陈有庆当然尊重父亲的建议，但也希望在学业上更有所进。最后他决定双管齐下：白天在父亲的信托公司担任见习生，以取得有关方面的实际经验；晚上则在专科学院继续进修，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婚姻生活

一九五二年，陈有庆经历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和沈时芬在泰国结为夫妻。沈时芬是大姨母姚文豪的女儿，亦即陈有庆庶母的姨甥女。陈有庆和沈时芬本来是表兄妹，但二人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早就认识对方。初次见面和相处，就是在陈有庆十四岁来香港于大姨母家里暂住的时候。那时候两人都在求学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仅止于亲戚而已。陈有庆离开香港到泰国进修学习之后，他和沈时芬更少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因为大姨母在前往曼谷途中，飞机失事丧生；沈时芬在香港顿失依靠，于是搬到泰国姨母家中居住。她在盘谷银行做出纳工作，是该银行的第一位女职员。在泰国，陈有庆和沈时芬见面的时间多了，彼此日久生情，最终结为夫妇。

陈有庆和太太婚后迁到纽约生活，也把半工半读的生活延续至美国。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陈有庆先后在美国三间银行担任见习生，同时在两所大学上课，他白天到银行工作和接受培训，晚上到大学继续进修。他上课的两所学府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美国银行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anking)。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的长春藤学府，美国银行学院则是一间专门让银行家学习和进修的学院。陈有庆在这里接受高水平的专业教育，修读银行学及经济学课程。陈有庆虽然在泰国有过三年半工半读的经验，但这次在纽约的生活却比起以前更为辛苦。他们夫妻二人在纽约人地生疏，无亲无故，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打点，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另外，沈时芬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后即传出喜讯，怀了他们第一个孩子。陈有庆只好承受着压力，坚持一心多用，上班、培训、上课、读书、照顾妻子，忙得不可开交。一九五三年，沈时芬诞下长子陈智文，陈有庆再也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来照顾他们两母子，只好聘请钟点女佣做保姆，以减轻太太的负担。

回港创业

除了在香港接受过四年中学教育，陈有庆一共在海外读了五年书：三年在泰国，两年在纽约。这五年在海外半工半读的耕耘岁月不但进一步锻炼出陈有庆刻苦耐劳的素质，更为他日后的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一九五五年，陈弼臣看见陈有庆学业有成，而且从实习中累积了不少工作经验，于是安排儿子从美国回到香港，准备全面发展香港的事业。事实上陈弼臣早有一种想法，就是要把生意从泰国扩展至整个亚洲地区。他计划在泰国以外的地区建立一个“点”作为长远发展的基地，经过缜密的思考，他把这“点”划定在香港。陈弼臣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各方面的发展都比其他地方来得自由，而且做生意的模式亦趋向国际化，非常切合他的企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这个商业据点对陈弼臣其他地区的生意起到枢纽的作用，因此必须由可靠而又有能力的人主持大局。陈弼臣想到能够肩负这重任的最佳人选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于是安排陈有庆从乡下出来香港读中学，并且让他在泰国和美国磨炼出实干的能力，然后放手让他在香港大展拳脚。

从一九三二年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完成学业，陈有庆每分每秒都在面对挑战，而每个阶段的挑战都为他带来更坚韧的生存能力，陈有庆在乡下的十多年并没有平白度过，他说得一口地道的潮州话，使他日后在全球各地的潮籍社群中能够往来自如。他从小习惯的艰苦生活环境，使他无论在学习和工作方面都能够表现出过人的毅力。在香港读书的日子，为他创造了在香港发展的有利条件。至于在泰国和美国半工半读的五年里，陈有庆扩阔了国际视野，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成为了他日后创业和守业的重要工具。事实上在战后的香港，好像陈有庆这种曾在外国读书并兼有专业经验的年轻银行家并不多见。难得的是，他更在繁忙的生活中学会了一心多用，兼顾工作、家庭、学业几方面的发展，使他日后可以从容应付商界和侨界的繁重工作。

一九五五年，陈有庆带着家眷和跃跃欲试的心回到香港，正式开展人生的事业，陈有庆无法料到，香港不但是他驰骋商界，建立逾半个世纪金融事业的开端，更造就他“侨通天下”的不平凡一生，成为千千万万爱国、爱港、爱乡华侨中的典范。

热心参与慈善事业

陈有庆在香港开展事业之后，也渐渐扩大自己的网络，他是本地的商会和行业组织的成员，也是潮籍商会和社团的活跃份子。一九六〇年代，陈有庆事业渐上轨道，于是他开始参与社会事务，当时香港的老牌慈善机构东华三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传统上，香港的华商都乐于加入东华成为主席或总理，借此慈善网络反馈社会。一九六五年，陈有庆加入东华三院乙巳年总理之列。巧合的是，同年出生的幼子陈智思也在一九九六年成为东华总理，父子两代薪火相传。除此之外，他的大儿子陈智文和大孙女陈晓铃亦分别于二〇〇四年和二〇一二年成为东华总理，一家三代在半个世纪内先后参与东华的慈善工作，为香港市民服务。

担任四届人大代表

陈有庆对香港社会事务的参与和付出固然有目共睹，不过他更重要的贡献是为国家服务。一九七五年，陈有庆带着志同会的香港金融界考察团到内地访问，自此与国家展开一段悠长的爱国情缘。十多年后，陈有庆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事，更进一步为国家服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自此之后，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每五年换届。文化大革命前后，全国人大代表的任期有所调整，到了改革开放后回复五年一届任期。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进入第七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香港仍未回归，故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隶属广东省，选举也在广东进行，陈有庆就在这一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最初每座只有两个名额，由庄世平、徐四民、郑铁如等几人轮任，直到一九七五年第四届才增加代表的人数。当年中港两地政情有别，第七届以前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一般由中资机构的人员及在内地从事银行业的代表担任。第七届开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出现了变化，当中开始吸纳和推举一些香港社会人士和商界代表等担任代表。除了陈有庆之外，同一届新任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还有方善桂、汪明荃、李连生、吴康民、陈纺、许家屯(后由周南接替)、汤秉达、霍英东、徐是雄、唐治安、陆达兼、黄光汉、廖瑶珠、张建华、曹彝民、郑耀棠、曾德成和曾宪梓。现时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发展，可谓源于他们这一届。

陈有庆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并非早有计划的，当时中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推荐他参选全国人大代表。那时候香港正在迈向回归，陈有庆想到自己虽然在香港生活了一段颇长时间，不过经常在外，对国家并不完全了解，他认为参选人大可以多了解香港和内地，对将来面对两地的沟通和接轨会有帮助。陈有庆对香港的远景有一种看法，他认为香港回归后必会与中国紧密联系，像他这样从事银行保险业的人，就一定要和国内的财经界及政界沟通。想到这里，陈有庆决定一试，参加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结果他成功当选。回想起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感受，陈有庆谦称：

我于一九八八年第一次担任人大代表，那时候我根本什么都不懂。相比起同届的人大代表吴康民，他就是老资格的人，而我当时只是刚刚上任，惟有逐步尝试，慢慢学习。

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的确需要慢慢适应的。陈有庆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的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时粤港澳的人大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赴京参加。陈有庆在代表团里结识了很多来自这三个地区的政商界人士，包括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澳门的何厚铧、香港的吴康民和曾德成等。在北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入住供退休人士居住的普通宾馆，环境和条件都比酒店差，而且不对外开放。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三个星期，陈有庆形容会议期间的生活就好像行军一样，十分不习惯。

除了住宿问题外，陈有庆初为人大代表，对人大会议的程序、进展等都不很适应。开会的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可以自由发言，结果席上很多代表都想发言，给大会组织带来不少困难。经过提议，大会改用分组讨论的形式开会，代表可以在自己的组别中表达意见，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最后综合为小组的意见。分组讨论的形式使会议有分有合，不仅有充分机会给代表表述，还大大提高了人大会议的效率。现在的人大会议最多十天就完结了，不必再持续三至四个星期。

每次召开人大会议，国家领导都会特别关注港澳代表的意见，有时更会亲身来到陈有庆所属的组别聆听小组的意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和小组一起座谈。一般而言，有国家领导参加的会议，小组都会推选三至四人为代表发言，港澳组也不例外。陈有庆于一九九八年担任了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港澳组的组员一致认为他地位崇高，于是推举他为发言代表。有时候国家领导为了更深入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会特别邀请陈有庆列席人大常委的听证会，让他解说香港金融业的情况，听取他的专业意见。

回归前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回归前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代表隶属广东的做法不再适用于回归之后。从一九九八年第九届人大选举开始，香港独立成为一个行政区单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在香港选举产生，人数亦由第七届的十八人增加至第九届的三十六人。陈有庆在第九、十届的选举工程中非常努力，他除安排茶聚外，更四处走访选举委员会成员，听取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结果，陈有庆在两次的选举中均以高票当选。

随着国家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人大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革新和转变。见证着人大不断进步，逐渐迈向现代化，是陈有庆在人大生涯中最难忘和感动的事情。从一九八八年当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到二〇〇八年退任，陈有庆一共担任了二十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有庆二十年的人大代表经验使他有机会多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及多认识由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除此之外，人大代表每年都要到内地不同地方考察，陈有庆借此认识了不少内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朋友。陈有庆与他们不时会互相咨询和交换意见，促进了香港与内地财经界的沟通交流。二〇〇八年，他决定退下来，并且鼓励幼子陈智思参选第十一届人大代表选举。陈智思在外国读书多年，对内地事务了解不多，陈有庆鼓励儿子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是希望让儿子通过人大这平台多了解香港和国家，为未来两地经济的相互发展作好准备。二〇〇七年，陈智思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参加人大选举，并成功当选。自此，他也像父亲一样热情投入，每年出席人大会议时，都会分别就国内经济、教育、环保、社会保障等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国家建设、改革与繁荣积极进言。

促进内地和香港的发展

从一九八八年起，陈有庆连续四届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港区人大代表中少数的金融家，他在二十年的任期内积极参政议政，先后以个人或商会等名义，在降低香港中小型企业的内地注册资金、批准香港华资银行到内地开设分行拓展业务、扩大香港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范园、准许香港旅行社办理内地境外行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建议。

陈有庆不仅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就金融服务业等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较为了解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经济状况，对于如何促进两地持续发展的问题甚有研究，先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如何利用香港为内地吸引海外投资、如何争取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内地市场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祖国的发展、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合作与交流方面担当重要的桥梁角色。

见证国家飞跃发展

陈有庆在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有机会到内地多个省市考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过六十多年，但其变化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在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仅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对是奇迹。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显著表现，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陈有庆有感而发地说:

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正向东方转移，特别是中国，它正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自二〇〇六年起，中国的外汇储蓄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也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近期有关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重整世界经济格局等相关议题上，中国增加了难得的话语权，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啊!

几十年来，陈有庆一直与香港和国家风雨同步，亲身体验历史的变迁与进步，他最难忘的日子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那天他作为观礼团成员，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非常的时刻。另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那天他亲身见证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幕又一幕的经历，今天讲起来既像故事又像电影。对于陈有庆那些年代的华侨来说，香港回归那一刻令他有一种实实在在回家的感觉，很兴奋很温馨，亦有一种浓浓的自豪感。

看准机遇投资内地

国家的经济发展对陈有庆的家族事业有深刻的影响。陈有庆看到这些年来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香港的各行各业都难以离开中国内地而独立存在。其实在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陈弼臣就已经洞悉到国家发展的前景。一九八一年，陈弼臣安排盘谷银行在北京开设办事处，自此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内地的业务。到了二〇〇九年，盘谷银行获准在中国内地设立本地法人银行，可以在全国开设分行。盘谷银行先后在北京，上海、厦门、深圳等地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此外，亚洲金融集团旗下的亚洲商业银行也曾在深圳设置分行，同时在上海和潘阳开设代表处，是最早在内地设立据点的香港银行之一。

近年，陈有庆的亚洲金融集团不断增加对内地的投资，除与泰国家族成员合作投资房地产外，更正式进军内地人寿保险业。亚洲金融集团联同泰国盘谷银行、日本住友生命保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及其附属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成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至二〇一二年，亚洲金融集团投放在这项目上的资金已超过十一亿港元。

联系国家海外关系

除了不断扩大内地的投资，陈有庆更经常向朋友宣扬内地和香港的发展机遇，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自一九九七年回归后更成为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平台，陈有庆由衷地说：

香港为我铺垫了服务社群的道路，香港也连结了我与祖国的情怀。

陈有庆看到香港享有独特而优越的政治地理条件，可以为走出中国或者走进中国的人提供桥梁的作用，他深信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一定有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陈有庆本身是商家，亦是多个团体的会长，当时身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出一分力。陈有庆一直以香港作为中国与外国交流的中介平台，不论以何种身份到外国活动，他都会积极向当地朋友讲解中国的发展，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信心，从而鼓励他们投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九九七年三月，陈有庆安排亚洲金融集团董事局宴请当时的候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席间，董先生与多位股东和著名东南亚侨商如林绍良、林梧桐、曹文锦、陈有汉等及日本股东分享了对九七回归形势的看法，使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