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核潜艇元勋彭士禄获最高科技大奖，惊讶：我也可以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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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核潜艇，很多人会想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而忽略掉另一位堪称核潜艇界“扫地僧”的人物——彭士禄。
早在1979年，彭士禄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时，黄旭华是他的副手。直到1983年，彭士禄被调去主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后，黄旭华才转正为总设计师。
当然，这并不是说职务越高贡献就越大。这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核潜艇元勋，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彭士禄主攻的是核动力，黄旭华主攻的是潜艇设计制造，而核潜艇与一般潜艇最主要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动力。
彭士禄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个字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另一个原因就是彭士禄非常谦逊、低调。
其实早在80年代外国报刊就将彭士禄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彭士禄却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核潜艇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己顶多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
除了核潜艇元勋之外，彭士禄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广东农运领袖、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彭士禄的童年极为悲惨，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4岁时父亲牺牲，8岁时被关进监狱……
▲彭士禄
彭士禄的人生可谓“逆风开局”，但他又是如何传奇般地逆转，成为我国核潜艇元勋的呢？
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彭家靠开榨油坊起家，到了彭湃的父亲这一代，已经是海丰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家里有1500多名佃农。受革命思想影响，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开始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
1923年11月的一天，彭湃当众宣布，凡是租种他家田地的佃农不用再交租金，并把家中的地契全部烧毁。在彭湃的发动下海陆丰地区的农会运动蓬勃发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然而当时红色力量还很薄弱，大革命失败后，农会组织被镇压，彭湃的妻子蔡素屏被敌人逮捕，并于1928年9月杀害。彭湃被调往上海工作，不久也遭叛徒出卖被捕。
尽管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组织所有力量营救，最终还是功败垂成。彭湃于1929年8月30日被敌人杀害。
彭士禄出生于1925年11月，在母亲蔡素屏被捕的那个晚上，敌人四处叫喊着：“彭家人一个不要放过，斩草除根。”奶妈趁乱背着彭士禄逃了出去，年幼的彭士禄天天吵闹着要找爸妈，他哪里知道母亲已经牺牲，父亲也已远赴上海。
▲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
后来七婶将他接去澳门，经此大变，彭家已是一贫如洗，只能靠糊纸盒、做鞭炮艰难度日。
1931年初，从事地下工作的七叔准备把彭士禄送到中央苏区，但走到潮安埯埠时，因临时有其它任务，只能把他安置在当地农民家中。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
农民们知道彭士禄是彭湃的儿子，对他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疼爱。平时自己舍不得吃，却总不让他饿肚子。过年过节有肉吃也是让给他，自己吃骨头。
那段时间彭士禄东躲西藏，隐蔽在不同的家庭中，靠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说：“在潮汕地区我有20多个‘爸妈’，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我。”
1933年农历七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和照顾他的“妈妈”一同被敌人抓捕，关进潮安监狱。《广州国民日报》上刊登消息称：“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左图：幼小的彭士禄；右图：石炮台监狱，这张照片是当时国民党专门让8岁的彭士禄在石炮台监狱门口拍的，目的是为了登报邀功，当时标题是《澎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几个月后的一天，彭士禄被押送到汕头警备司令部。一同押去的一些多人当天就被杀害，按照预定未满18岁的不能枪毙，彭士禄和几个“红小鬼”便被关到汕头石炮台监狱。
彭士禄失去了大人的庇护。当时已经是冬天，彭士禄只能把地上一个破麻袋紧紧地裹在身上。监狱里的伙食非常差，彭士禄每餐只能吃一小碗发霉的米饭，嚼一口，里面还满是虫子和沙子。
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彭士禄身上长满了疥疮，身体越来越虚弱。饥饿和疾病都威胁着彭士禄的生命，好在狱中一位老爷爷经常分给他一些吃的，他才奇迹般地活下来。
半年之后，彭士禄被送到广州感化院关押，在这里也又艰难地渡过一年。后来祖母得知他的下落后，才于1936年将他接到香港。
1940年末，周恩来派人把彭士禄和另外几名烈士子女接到延安。由于幼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彭士禄比起同龄的孩子显得更加老成，他不爱说话，也很少出去玩。
彭士禄被安排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这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他说着一口粤语，来延安之前连普通话也不会讲。而且上中学之前只上过两年书，基础很差。
但彭士禄天生一股倔脾气，不愿落在别人后面。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遇到的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懂为止。并且能举一反三，解决其他问题。这种思维模式为他日后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不仅培养了他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优秀品格，更增强了他的报国热情。1945年8月1日，作为模范学生的彭士禄光荣地入了党。
1951年夏，中国计划选拔一批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彭士禄顺利通过考试，成为首批300名留苏学生之一。
有资料统计，当时国家培养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30户农民全年的收入或者在国内培养26名大学生的费用。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彭士禄非常明白国家对自己的期望，丝毫不敢懈怠。他每天学习16个小时以上，除了吃喝拉撒都在学习。在留苏的5年里，他先后学习过36门课程，除3门课程成绩合格外，其它均为优秀。
就在彭士禄努力学习之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54年年初，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拥有“超强续航”和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核潜艇，在冷战格局下无疑严重刺激了各国的神经。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个大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新中国也决心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要使用核必须要先培养人才，彭士禄等35人被选派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学习
1958年，彭士禄才学成归国。这一年正是中苏关系走向转折的一年，赫鲁晓夫拒绝按照承诺向中国提供核潜艇技术。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供了一份报告，计划自行设计制造核潜艇。
▲美国鹦鹉螺号潜艇
这个任务被交给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便是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他领导着一支200人的科研团队，所里设置了各种研究机构。
初出茅庐的彭士禄被任命为核动能研究室的副主任，但室里并没有主任，一切都由彭士禄负责。为什么不任命他为主任呢？按照当时的规定，技术评定为1-3级才能当教授和主任，4-6级只能当副教授和副主任，刚回国的的彭士禄只被评为6级。
彭士禄的任务是设计核潜艇最关键的部位——核反应堆。当时核潜艇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机密，别说反应堆的样子，就连核潜艇的外观都不会透露。
那时，中国的科学家对核潜艇毫无概念，手上只有5张非常模糊的外国核潜艇的照片，真正称得上“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有一次一名外交官在国外商店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核潜艇模型，便买了回来。彭士禄知道后，硬是把它“借”了过来。
当时所里的大学生大部分都不是核专业的，彭士禄等几个有留苏经历的人不得不一边搞研究，一边为他们上课。所里每人每个月只有5元钱，这还包含了生活费、出差费，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彭士禄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是啃着窝窝头在搞科研。”而且，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他们还不得不出去挖野菜。
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难倒彭士禄，最让他感到艰难的是，当时只有一些非常原始的计算设备。核动力需要设计大量公式和数据的计算，一种技术方案往往需要连续计算一个多月才能完成。这既增加了工作量，又耽误了时间。
但不管多难，彭士禄都坚持亲自核算数据。哪怕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据，也只有过了手，他才会放心。
在建设核潜艇的过程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争议，彭士禄也拍过无数次拍，以至一些同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彭拍板”。其中一次重大争议便是：在海上建反应堆，还是在陆上建反应堆。
彭士禄提出在陆上建立一个模拟反应堆，进行模拟实验，培养维护人员。同时在海上同步建设，一旦试验中发现问题能及时反馈到在潜艇上。这种交叉建设，能最大限度避免试验失败带来的损失。
但反对者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没有必要在陆上建反应堆，应该一步到位。既节省经费，又节省时间，就算搞不成功，将来还可以把核潜艇改成训练艇使用。
▲909基地
出现争议是很正常的，设计核潜艇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头一遭，没有技术权威。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都是基于如何更快更好地造出核潜艇。
对于争议，彭士禄始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试图说服反对者。
彭士禄分析说：“搞核潜艇，技术上我们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把反应堆直接装到潜艇上，风险太高。即使成功，一些修修改改在潜艇上也非常不便。在陆地上建，虽然钱花得多，但能保证我们在艇上一次成功，而且还多建了一个试验基地。这有利于培养人才，钱花得值。”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终大家同意了彭士禄的意见，事实也证明这种方案是非常成功的。
在核潜艇的建设过程中，彭士禄敢于坚持己见，敢于拍板决策。他常常对同事说：“你们放手干，遇到问题我来拍板，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这种敢于决策，敢于担责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彭士禄看来，搞科学，不敢冒险，不敢担责，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当然，彭士禄的拍板可不是随便乱拍。这依托于他丰富的核动力知识，以及在实践中对数据的反复计算。用他的话来说：“作出一个决策，起码有7层以上的把握。”
决定建设陆上反应堆后，彭士禄带着全所的800多名职工和家属，从繁华的京城奔赴川南一个峡谷中。他们从零开始，建设原子反应堆的第一个试验地——“909”基地。
最初科研人员住的房子都是用河泥跟鹅卵石垒起来的，睡的是木板，吃的是山上采的野菜和蘑菇，连个厕所都找不到，只能在野外方便。大家一心扑在建设上，一个个搞得蓬头垢面，曾有人因公外出，路过老百姓家讨口水喝，被人当成了乞丐。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经过三年多时间，川西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中，建立起一个大庆式的实验基地。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同年底，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名为“长征一号”的首艘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中国核潜艇
为公明白，为私糊涂。
在核反应堆建设过程中，彭士禄无疑是精明的，每一个数据，每一项开支，都要仔细地核算。
但对于个人利益他却非常“糊涂”。他从来不问什么时候能评职称，什么时候能调级别，什么时候能涨工资。甚至连后来评的院士，也是单位帮申请的。从功臣一开始，彭士禄当过副主任、副总工程师，直到第一艘核潜艇交付使用，他还是顶着副职头衔。
作为一项绝密工程的负责人，彭士禄的名字是当时的机密，甚至连一些奖励称号都不能发给他。1978年，彭士禄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工地干活，很惊讶地问道：“我也能得奖？”直到80年代，随着相关信息逐渐解密，彭士禄的名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
为了建设反应堆，彭士禄带着妻子住在基地，而把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托付给邻里照顾。一次8岁的女儿突然患了肝炎住进医院，不久10岁的儿子也因为药物中毒被送进医院，两兄妹一个住在医院一楼，一个住在医院二楼。
他们不约而同地要医护人员不要把消息告诉爸妈，因为爸妈早就告诉过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坚持到爸妈来接他们。
彭士禄因为废寝忘食地忙于工作，一直患有胃病。在一次试验中，他胃疼得非常厉害，额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同事们急忙把他抬到医务室，诊断发现是急性胃穿孔，必须进行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而手术就在工地上的医院里进行，这次手术切将他的胃切去了四分之三。医生做手术时还发现，他的胃上早就有一个穿孔后自行愈合的伤疤。可见，彭士禄为了坚持工作，忍受着多大的折磨。
▲晚年彭士禄
在成功设计出核潜艇后，彭士禄又带领团队参与“728”工程，开展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后来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就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1983年2月，彭士禄调任水利部担任副部长，同时还被任命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负责广东核电站工作。
继设计核潜艇之后，彭士禄又成为中国核电的拓荒人和奠基者，对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提起这些，他总谦虚地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搞核潜艇，一件是搞核电站。”今天看来，这两件事都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年，彭士禄写了一份自述，他总结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夫人”太多，总共有三个。第一个“夫人”是核动力；第二个“夫人”是烟酒茶；第三个夫人是小玛莎。
核动力文章里面已经说了很多，不再赘述。彭士禄从不避讳自己喜欢烟酒茶，这是由工作环境决定。他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的工作状态下，压在他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做出每一项决策更需要极大的勇气。
适当喝一点，能让他忘记忧愁。工作太累了，要喝一点振作精神。试验成功了，也要喝一点庆祝，提振信心。久而久之，烟酒茶就成了他离不开的第二个“夫人”。
第三个夫人小玛莎，是他的妻子马淑英，玛莎是她在苏联留学时的名字。前两任“夫人”都与工作有关，唯独真正的夫人被他排到了最后。彭士禄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可以看出他因为忙于核事业，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内心抱有深深的歉疚。
彭士禄在人民的养育下长大，秉承父亲的遗志，承载着祖国的期盼，赴苏联学习先进技术。他没让祖国、人民和父亲失望，通过不懈努力帮助国家设计出核潜艇和核电站，立下不朽功勋。
为了国家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甚至牺牲掉家人的幸福，这种无私的精神正是共产党的优秀品质。正如彭士禄曾所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来源: 温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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