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潮阳铜钵盂,从学法到外交官,系中英谈判中方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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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香港降下了英国米字旗升起了中国五星红旗,她回到祖国的怀抱,百年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耻辱结束了。
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政权的顺利交接,时任外交部港澳办公室主任的潮人郭丰民于1990年3月被派往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领导联络小组中方成员安排了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贸、文化领域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处理了在香港实施的法律的本地化的问题;讨论解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用地问题;香港新机场的财务安排问题,等等。
(图片来自网络)
1992年英国政府违背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协议,单方面提出所谓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试图把英国设计的政治体制强加给特别行政区。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应当交由联合联络小组审议的问题,英方又不积极与中方合作。因此,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郭丰民在联合联络小组内,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对英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郭丰民在香港工作了四年多。他的外交风度和才能,获得香港不少人士欣赏。他于1994年11月离香港回北京后退休,在结束他在联合联络小组的使命前,1994年10月24日,郭丰民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演讲,回顾了他在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他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阐明了中国政府遵守协议、增进香港繁荣稳定、保证政权顺利交接、维护香港居民长期利益的原则立场。这一演讲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广泛好评。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都详细报道这一演讲,不少报刊还予以全文刊登。郭丰民退休后继续留在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当顾问,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他出席了午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他说,能够亲身参与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的世纪盛典,这对一名中国外交官来说,是最大不过的荣幸。
郭丰民,1930年5月生于上海,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到原籍——潮阳铜钵盂居住。五岁时又离开潮阳,再次来到上海。1942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属小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圣芳济中学、大同中学念书,后进入了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华德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德中学被同济大学接收,作为其附属中学。郭丰民在同济附中毕业后,进入了同济大学法学院。
最早促使郭丰民接触进步思想的是他的五兄郭丰山(后改名林若夫,郭丰山在上海念书时与地下党有联系,后在1944年离开上海,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在郭丰山的影响下,郭丰民阅读了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助学救济工作,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于1948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决定调一批学外文的同志参加外事工作。由于郭丰民的德语比较好,因此也被调到了北京。他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短期学习和工作,1950年被调进外交部,并随即被派驻瑞士使馆工作。从1950年到1960年底,他在瑞士整整工作了十年。当时,我国同英、法、西德等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驻瑞士使馆是我们在西欧地区的唯一使馆,因此实际上承担着超越瑞士一国的工作任务。在这十年中,郭丰民一直在使馆的研究室进行研究西欧各国外交政策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除了提高德语与英语水平外,又学习了法语,这为他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更有利条件。
1959年他回国休假。当时外交部规定,回国休假的干部都要到农村去短期体验生活,郭丰民到了北京郊区劳动两个星期。回到使馆后,他对当时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食堂发表了一些观感,没想到在随后反右倾的运动中就受到了批判。1960年他被调回国,并被下放到涿县农村劳动了一年。1962年,郭丰民被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1966年春被派去江苏南通参加“四清”。年底回外交部后,继续在西欧司工作,但不久就靠边站了。1969年被送去湖南“五七”干校。他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大约四年。如果把他参加革命后,历次下放和去农村劳动的时间累积计算,他总共在农村度过了六年多的时光。他常说这也有好处。在湖南“五七”干校期间,他把《反杜林论》反复阅读了好几遍,还读了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等著作,得益匪浅。尼克松第一次访问北京后,外交部决定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73年郭丰民被调回北京,接着在研究所工作达十年之久,曾先后担任西欧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79年被评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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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还有一段有意义的经历。1980年郭丰民作为客座学者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近一年。他是在这个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这段经历对于拓宽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思路很有好处。从伦敦回来后,郭丰民写了一篇题为《西欧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的论文,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季刊(1981年第2期)。《北京周报》接着以英、法、德多种文字发表这篇论文的详细摘要。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有关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不少欧美学者引述该文,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既说明中国对西欧国家外交政策的认识更深入、更切合实际了,也反映了中国更加重视西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希望与西欧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政策动向。1981年郭丰民被任命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1983年,外交部决定调他回本部工作,任西欧司司长。1985年又被任命为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我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也有了重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德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的时期。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双方的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在担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三年期间,郭丰民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德国的商会、学校、文化团体、研究机构等各种场合发表了几十次演讲,介绍我国情况和改革开放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流利文雅的德语更是受到德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1988年郭丰民回国任外交部港澳办主任。1990年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至1994年退休。他辉煌的业绩,充分体现了潮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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