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泰国首富长子，生于故乡，今家族富过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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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18日，著名潮籍侨领陈有庆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陈有庆先生，祖籍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著名侨商、泰国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之长子。生前曾任中国侨联第九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第十届委员会港澳顾问，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第四届荣誉会长、第五届永远荣誉会长，第七届至第十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创会会长，香港亚洲金融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获得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位商界翘楚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经济社会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作为侨界领军人物，长期以来，陈有庆先生致力加强海内外潮人之间的交流，凝聚侨心，敦睦乡谊，热心服务社会、支持家乡建设，桩桩善举、件件好事中，都闪耀着他家国故土情怀和对“根”的深深眷恋，这颗拳拳赤诚心令人敬佩与感动。

根在汕头：生于汕，长于汕

　　1932年10月，在曼谷开往汕头的船上，有一位年轻女士怀着身孕，一路盼望着早日平安回乡。她是泰国华侨陈弼臣的夫人刘桂英，她肚裹等待出生的婴儿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儿。陈弼臣夫妻二人虽然在泰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但刘桂英不惜长途跋涉回去潮阳（本文中指的是现今的潮南区），目的是让第一个孩儿能够在家乡出生，以秉承传统。陈弼臣选择让妻子刘桂英回家产子，使他们的孩儿得到祖先的祝福。泰国回潮阳的路程既遥远又艰苦，腹大便便的刘桂英还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登上从曼谷开出的船。她在一千多海里的南中国海上漂泊了三个星期，终于在11月平安抵达汕头。

　　汕头是潮汕的主要港口，这里离陈弼臣家乡潮阳峡山有几十公里的路程，那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从汕头回乡还要折腾一番，刘桂英于是在汕头一家客栈安顿下来。结果她等不及回乡，就要在客栈临盆了。当时客栈里有一对来自上海的潮籍夫妇赶过来帮忙，最后刘桂英顺利诞下陈有庆，母子平安。刘桂英和这对夫妇素未谋面，却在人生一个重要的关头遇上，可说是难得的缘分。可惜刘桂英忙于照顾初生的儿子，忘了问及这对夫妇的姓名，想亲自答谢他们的机会也没有。这件事令刘桂英一直耿耿于怀。

　　刘桂英回乡产子的故事是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中国华侨史中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章。

刻苦童年

▲陈弼臣先生故居坐落在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山后陈厝围下大厅，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陈有庆在汕头出生后，母亲刘桂英带着他回到潮阳生活，潮汕地少人多，粮食不足，很多人争相出国寻找工作或者发展机会。一般而言，丈夫会一个人出外谋生，把妻子儿女留在家乡；除非在外面干得很成功，否则不会安排家属迁往外地。陈弼臣在泰国不过几年光景，事业基础尚未稳固。当时他和刘桂英长期分隔异地，他长住泰国谋生，刘桂英则于泰国和内地两边走。陈有庆和弟弟陈有汉跟随母亲和曾祖母在乡下生活，过着贫困又刻苦的童年岁月。

　　陈有庆还记得他和弟弟两个人只有一双拖鞋，要等弟弟洗澡后穿着拖鞋上床睡觉，才轮到他穿。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亩祖田，一家的生计就靠耕田种菜维持，有时候耕田还要看天时；他早上上学的时候如果碰上下雨，就要赶紧回家帮忙松土犁田，否则泥土变硬了就很难耕种。虽然陈弼臣每个月都会从泰国汇“安家费”回来，但是以前乡下没有银行，陈弼臣的汇款往往要几经周转，并不保证能够全部收妥。有时候收不到泰国的汇款，在乡下的妻儿只好自力更生。

　　当时潮阳的生活环境很差，物资供应不足，医疗水平落后，陈有庆和弟弟能够活着已经算是万幸。刘桂英另外有一子一女无法熬过这种恶劣的环境，出生不久就不幸身故。幸好在八年抗战的日子，潮阳峡山较少受到战火波及，日寇只是在1945年投降前一段短时期南窜至潮阳，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构成很大威胁。

▲陈有庆、陈有汉两兄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汕头合照

　　陈有庆在潮阳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多个年头。那时候的生活既刻苦又辛劳，不但要用功读书，也要承担长子必须肩负的家庭责任，箇中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14岁那年，陈有庆离开母亲和弟弟，由父亲的助手周光庭陪着从潮阳家里前往香港，迎接人生第一个机遇。当时香港正逐渐从日治时期的伤痛中恢复过来，但英国重新管治香港的前景却未见明朗。英国经过二次大战的摧折，国家元气大伤，根本无力支援香港这位处远东的殖民地。陈弼臣就是在这历史的转折之中将陈有庆带来香港读书，为儿子将来在香港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安排。陈有庆至今仍记得日本投降之后的几个月，很多人从大陆涌到香港，他也在父亲的安排下踏上前往香港的征途。那是1946年的夏天，陈有庆在汕头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等到开往香港的轮船。他当时无法想到，重回家乡的日子竟然要等到37年之后才会发生。

求学生涯

　　对于14岁的陈有庆而言，香港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一个从未踏足的地方，当时香港光复不到一年，人口只有50万左右，经济尚未重现生机，巿面只有疏落的货车、电车、人力车。陈有庆心里明白，没有母亲在身边照顾提点，凡事都要自己解决。幸好父亲安排了他暂住在庶母的亲姊家里，生活总算安顿下来。陈有庆的庶母是他父亲第二位夫人姚文莉，是在战乱的时候迎娶的。姚文莉的亲姊姚文豪在辈份上是陈有庆的大姨母，总算是亲戚，正好替妹夫照顾陈有庆的起居饮食，有了大姨母的关照，陈有庆在香港的生活就方便得多了。

　　陈有庆最初在九龙华仁书院读书，一个学期之后转到岭英中学就读。岭英中学的校舍在香港岛铜锣利园山，学校由潮籍教育学权威学者洪高煌博士创办，是当时香港著名的华侨学校，不少华侨父母均把子女送来读书。抗战期间岭英中学从香港内迁，日本投降之后洪高煌带同学生回香港复校，当中就有不少香港和海外侨生。岭英中学的特色是师生都可以在校内寄宿，不过战后物资短缺，学校无法提供正式的宿舍，晚上睡觉的地方其实就是白天上课的课室。陈有庆后来觉得住在大姨母家里始终有点不方便，于是决定在学校寄宿，直至1950年中学毕业。

　　陈有庆在香港接受了4年中学教育，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泰国继续学习，为未来的事业作准备。年方18的陈有庆自此回到父亲身边，展开了在泰国半工半读的岁月。陈弼臣为了让儿子了解和熟习做生意的方法，特意安排陈有庆到自己创立的公司实习。每天早上，陈有庆到亚洲信托公司上班做见习生，学习点钞票、入眼等基本功，也要接触管理整间公司的方法。虽然他贵为公司的少东，但在工作上却没有得到半点优待。到了晚上，陈有庆还要到专科学院上课，修读会计、银行学和商业法等科目。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一点也不轻松，等于以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应付两个人的事情。陈有庆以无比的毅力，在泰国维持了这种生活模式整整3年。

　　陈弼臣当然知道儿子的生活艰苦，但他对儿子的栽培其实是出于一片苦心，也和自己的出身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家当年家境不佳，陈弼臣的父亲陈子贵无法为儿子供书教学，陈弼臣只读完一年中学就要出外做工赚钱。虽然陈弼臣的学历不高，但他不怕辛苦，坚持以踏实奋进的态度由低层做起。凭着稳健的根基和丰富的经验，终于一步一步迈向成功。对陈弼臣来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单单建基于其学历的高低，有时候实际经验往往比书本上所获得的知识更为重要。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对教育具有一番独特的见解，而这些领悟对陈有庆的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陈弼臣打算要陈有庆在自己的公司工作，于是建议儿子不要读大学，直接到公司实习。他认为银行、保险之类的专门科目，在大学所学的相关知识未必全面，反而从实践中掌握这些知识会更为实际。陈有庆当然尊重父亲的建议，但也希望在学业上更有所进。最后他决定双管齐下：白天在父亲的信托公司担任见习生，以取得有关方面的实际经验；晚上则在专科学院继续进修，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婚姻生活

　　▲陈弼臣夫妇与7个子女合影

　　1952年，陈有庆经历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和沈时芬在泰国结为夫妻。沈时芬是大姨母姚文豪的女儿，亦即陈有庆庶母的姨甥女。陈有庆和沈时芬本来是表兄妹，但二人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早就认识对方。初次见面和相处，就是在陈有庆十四岁来香港于大姨母家里暂住的时候。那时候两人都在求学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仅止于亲戚而已。陈有庆离开香港到泰国进修学习之后，他和沈时芬更少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因为大姨母在前往曼谷途中，飞机失事丧生；沈时芬在香港顿失依靠，于是搬到泰国姨母家中居住。她在盘谷银行做出纳工作，是该银行的第一位女职员。在泰国，陈有庆和沈时芬见面的时间多了，彼此日久生情，最终结为夫妇。

　　陈有庆和太太婚后迁到纽约生活，也把半工半读的生活延续至美国。从1953年开始，陈有庆先后在美国三间银行担任见习生，同时在两所大学上课，他白天到银行工作和接受培训，晚上到大学继续进修。他上课的两所学府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美国银行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anking)。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的长春藤学府，美国银行学院则是一间专门让银行家学习和进修的学院。陈有庆在这里接受高水平的专业教育，修读银行学及经济学课程。陈有庆虽然在泰国有过三年半工半读的经验，但这次在纽约的生活却比起以前更为辛苦。他们夫妻二人在纽约人地生疏，无亲无故，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打点，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另外，沈时芬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后即传出喜讯，怀了他们第一个孩子。陈有庆只好承受着压力，坚持一心多用，上班、培训、上课、读书、照顾妻子，忙得不可开交。一九五三年，沈时芬诞下长子陈智文，陈有庆再也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来照顾他们两母子，只好聘请钟点女佣做保姆，以减轻太太的负担。

回港创业

　　除了在香港接受过四年中学教育，陈有庆一共在海外读了5年书：3年在泰国，2年在纽约。这五年在海外半工半读的耕耘岁月不但进一步锻炼出陈有庆刻苦耐劳的素质，更为他日后的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1955年，陈弼臣看见陈有庆学业有成，而且从实习中累积了不少工作经验，于是安排儿子从美国回到香港，准备全面发展香港的事业。事实上陈弼臣早有一种想法，就是要把生意从泰国扩展至整个亚洲地区。他计划在泰国以外的地区建立一个“点”作为长远发展的基地，经过缜密的思考，他把这“点”划定在香港。陈弼臣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各方面的发展都比其他地方来得自由，而且做生意的模式亦趋向国际化，非常切合他的企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这个商业据点对陈弼臣其他地区的生意起到枢纽的作用，因此必须由可靠而又有能力的人主持大局。陈弼臣想到能够肩负这重任的最佳人选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于是安排陈有庆从乡下出来香港读中学，并且让他在泰国和美国磨炼出实干的能力，然后放手让他在香港大展拳脚。

　　从1932年出生到1955年完成学业，陈有庆每分每秒都在面对挑战，而每个阶段的挑战都为他带来更坚韧的生存能力，陈有庆在乡下的10多年并没有平白度过，他说得一口地道的潮州话，使他日后在全球各地的潮籍社群中能够往来自如。他从小习惯的艰苦生活环境，使他无论在学习和工作方面都能够表现出过人的毅力。在香港读书的日子，为他创造了在香港发展的有利条件。至于在泰国和美国半工半读的五年里，陈有庆扩阔了国际视野，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成为了他日后创业和守业的重要工具。事实上在战后的香港，好像陈有庆这种曾在外国读书并兼有专业经验的年轻银行家并不多见。难得的是，他更在繁忙的生活中学会了一心多用，兼顾工作、家庭、学业几方面的发展，使他日后可以从容应付商界和侨界的繁重工作。

　　1955年，陈有庆带着家眷和跃跃欲试的心回到香港，正式开展人生的事业，陈有庆无法料到，香港不但是他驰骋商界，建立逾半个世纪金融事业的开端，更造就他“侨通天下”的不平凡一生，成为千千万万爱国、爱港、爱乡华侨中的典范。

热心参与慈善事业

　　陈有庆在香港开展事业之后，也渐渐扩大自己的网络，他是本地的商会和行业组织的成员，也是潮籍商会和社团的活跃份子。1960年代，陈有庆事业渐上轨道，于是他开始参与社会事务，当时香港的老牌慈善机构东华三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传统上，香港的华商都乐于加入东华成为主席或总理，借此慈善网络反馈社会。1965年，陈有庆加入东华三院乙巳年总理之列。巧合的是，同年出生的幼子陈智思也在1996年成为东华总理，父子两代薪火相传。除此之外，他的大儿子陈智文和大孙女陈晓铃亦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成为东华总理，一家三代在半个世纪内先后参与东华的慈善工作，为香港市民服务。

担任四届人大代表

　　陈有庆对香港社会事务的参与和付出固然有目共睹，不过他更重要的贡献是为国家服务。1975年，陈有庆带着志同会的香港金融界考察团到内地访问，自此与国家展开一段悠长的爱国情缘。10多年后，陈有庆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事，更进一步为国家服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1954年9月，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自此之后，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每五年换届。文化大革命前后，全国人大代表的任期有所调整，到了改革开放后回复五年一届任期。1988年，全国人大进入第七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香港仍未回归，故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隶属广东省，选举也在广东进行，陈有庆就在这一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最初每座只有两个名额，由庄世平、徐四民、郑铁如等几人轮任，直到1975年第四届才增加代表的人数。当年中港两地政情有别，第七届以前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一般由中资机构的人员及在内地从事银行业的代表担任。第七届开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出现了变化，当中开始吸纳和推举一些香港社会人士和商界代表等担任代表。除了陈有庆之外，同一届新任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还有方善桂、汪明荃、李连生、吴康民、陈纺、许家屯(后由周南接替)、汤秉达、霍英东、徐是雄、唐治安、陆达兼、黄光汉、廖瑶珠、张建华、曹彝民、郑耀棠、曾德成和曾宪梓。现时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发展，可谓源于他们这一届。

　　陈有庆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并非早有计划的，当时中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推荐他参选全国人大代表。那时候香港正在迈向回归，陈有庆想到自己虽然在香港生活了一段颇长时间，不过经常在外，对国家并不完全了解，他认为参选人大可以多了解香港和内地，对将来面对两地的沟通和接轨会有帮助。陈有庆对香港的远景有一种看法，他认为香港回归后必会与中国紧密联系，像他这样从事银行保险业的人，就一定要和国内的财经界及政界沟通。想到这里，陈有庆决定一试，参加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结果他成功当选。回想起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感受，陈有庆谦称：

　　我于1988年第一次担任人大代表，那时候我根本什么都不懂。相比起同届的人大代表吴康民，他就是老资格的人，而我当时只是刚刚上任，惟有逐步尝试，慢慢学习。

　　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的确需要慢慢适应的。陈有庆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的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时粤港澳的人大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赴京参加。陈有庆在代表团里结识了很多来自这3个地区的政商界人士，包括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澳门的何厚铧、香港的吴康民和曾德成等。在北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入住供退休人士居住的普通宾馆，环境和条件都比酒店差，而且不对外开放。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个星期，陈有庆形容会议期间的生活就好像行军一样，十分不习惯。

　　除了住宿问题外，陈有庆初为人大代表，对人大会议的程序、进展等都不很适应。开会的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可以自由发言，结果席上很多代表都想发言，给大会组织带来不少困难。经过提议，大会改用分组讨论的形式开会，代表可以在自己的组别中表达意见，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最后综合为小组的意见。分组讨论的形式使会议有分有合，不仅有充分机会给代表表述，还大大提高了人大会议的效率。现在的人大会议最多十天就完结了，不必再持续3至4个星期。

　　每次召开人大会议，国家领导都会特别关注港澳代表的意见，有时更会亲身来到陈有庆所属的组别聆听小组的意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和小组一起座谈。一般而言，有国家领导参加的会议，小组都会推选3至4人为代表发言，港澳组也不例外。陈有庆于1998年担任了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港澳组的组员一致认为他地位崇高，于是推举他为发言代表。有时候国家领导为了更深入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会特别邀请陈有庆列席人大常委的听证会，让他解说香港金融业的情况，听取他的专业意见。

　　回归前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回归前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代表隶属广东的做法不再适用于回归之后。从1998年第九届人大选举开始，香港独立成为一个行政区单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在香港选举产生，人数亦由第七届的18人增加至第九届的36人。陈有庆在第九、十届的选举工程中非常努力，他除安排茶聚外，更四处走访选举委员会成员，听取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结果，陈有庆在两次的选举中均以高票当选。

▲陈有庆和幼子陈智思

　　随着国家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人大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革新和转变。见证着人大不断进步，逐渐迈向现代化，是陈有庆在人大生涯中最难忘和感动的事情。从1988年当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退任，陈有庆一共担任了20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有庆20年的人大代表经验使他有机会多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及多认识由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除此之外，人大代表每年都要到内地不同地方考察，陈有庆借此认识了不少内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朋友。陈有庆与他们不时会互相咨询和交换意见，促进了香港与内地财经界的沟通交流。2008年，他决定退下来，并且鼓励幼子陈智思参选第十一届人大代表选举。陈智思在外国读书多年，对内地事务了解不多，陈有庆鼓励儿子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是希望让儿子通过人大这平台多了解香港和国家，为未来两地经济的相互发展作好准备。2007年，陈智思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参加人大选举，并成功当选。自此，他也像父亲一样热情投入，每年出席人大会议时，都会分别就国内经济、教育、环保、社会保障等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国家建设、改革与繁荣积极进言。

促进内地和香港的发展

　　▲2018年林郑月娥为陈有庆颁授“大紫荆勋章

　　从1988年起，陈有庆连续四届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港区人大代表中少数的金融家，他在二十年的任期内积极参政议政，先后以个人或商会等名义，在降低香港中小型企业的内地注册资金、批准香港华资银行到内地开设分行拓展业务、扩大香港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范园、准许香港旅行社办理内地境外行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建议。

　　陈有庆不仅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就金融服务业等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较为了解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经济状况，对于如何促进两地持续发展的问题甚有研究，先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如何利用香港为内地吸引海外投资、如何争取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内地市场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祖国的发展、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合作与交流方面担当重要的桥梁角色。

见证国家飞跃发展

　　陈有庆在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有机会到内地多个省市考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过60多年，但其变化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在人类发展史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对是奇迹。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显著表现，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陈有庆有感而发地说:

　　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正向东方转移，特别是中国，它正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自2006年起，中国的外汇储蓄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也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近期有关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重整世界经济格局等相关议题上，中国增加了难得的话语权，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啊!

　　几十年来，陈有庆一直与香港和国家风雨同步，亲身体验历史的变迁与进步，他最难忘的日子是1984年12月19日，那天他作为观礼团成员，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非常的时刻。另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是1997年7月1日，那天他亲身见证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幕又一幕的经历，今天讲起来既像故事又像电影。对于陈有庆那些年代的华侨来说，香港回归那一刻令他有一种实实在在回家的感觉，很兴奋很温馨，亦有一种浓浓的自豪感。

看准机遇投资内地

　　国家的经济发展对陈有庆的家族事业有深刻的影响。陈有庆看到这些年来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香港的各行各业都难以离开中国内地而独立存在。其实在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陈弼臣就已经洞悉到国家发展的前景。1981年，陈弼臣安排盘谷银行在北京开设办事处，自此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内地的业务。到了2009年，盘谷银行获准在中国内地设立本地法人银行，可以在全国开设分行。盘谷银行先后在北京，上海、厦门、深圳等地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此外，亚洲金融集团旗下的亚洲商业银行也曾在深圳设置分行，同时在上海和潘阳开设代表处，是最早在内地设立据点的香港银行之一。

　　近年，陈有庆的亚洲金融集团不断增加对内地的投资，除与泰国家族成员合作投资房地产外，更正式进军内地人寿保险业。亚洲金融集团联同泰国盘谷银行、日本住友生命保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及其附属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成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至2012年，亚洲金融集团投放在这项目上的资金已超过十一亿港元。

联系国家海外关系

　　除了不断扩大内地的投资，陈有庆更经常向朋友宣扬内地和香港的发展机遇，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自1997年回归后更成为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平台，陈有庆由衷地说：

　　香港为我铺垫了服务社群的道路，香港也连结了我与祖国的情怀。

　　陈有庆看到香港享有独特而优越的政治地理条件，可以为走出中国或者走进中国的人提供桥梁的作用，他深信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一定有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陈有庆本身是商家，亦是多个团体的会长，当时身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出一分力。陈有庆一直以香港作为中国与外国交流的中介平台，不论以何种身份到外国活动，他都会积极向当地朋友讲解中国的发展，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信心，从而鼓励他们投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1997年3月，陈有庆安排亚洲金融集团董事局宴请当时的候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席间，董先生与多位股东和著名东南亚侨商如林绍良、林梧桐、曹文锦、陈有汉等及日本股东分享了对九七回归形势的看法，使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1995年陈有庆获美国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颁授仪式中以英语作演说，主题仍是宣扬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将会充满发展的契机。

　　陈有庆知道自己作为人大代表，除了要为国家的事务出谋献策，也要充当国家的桥梁，通过个人的网络使海外的朋友知道中国的发展机遇。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不少海外朋友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内地作出相当规模的投资。

　　出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陈有庆回报国家的重要机遇。陈有庆将他在商界和侨界的经验带回内地，为国家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陈有庆又通过全国人大的平台，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祖国，这为他对国家的贡献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光明的天地。

创办潮人盛会

▲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作为著名侨领，陈有庆先生在海外华人圈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号召力。陈有庆先生还先后担任过多个商会组织的会长，在侨界发挥了领军人物的作用，贡献良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创办，也离不开他的助推和支持。

　　1980年春夏，东南亚潮团在吉隆坡召开座谈会，各地的潮人同乡组织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应运而生。当时香港代表团团长陈有庆毅然答应肩负起主办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重任。此后，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30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天下潮人共同的盛会，更是海内外潮团共同拥戴的一面旗帜。　

　　1997年11月18日至20日，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隆重举行，3000多名海内外嘉宾云集汕头，敦睦乡谊，共谋发展，实现了空前的历史性大团聚。陈有庆也重回故土，参加盛会。

　　近年来，陈有庆对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发展持续关注。他出席第十七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推介会，并与湖北签订投资协议。在第十八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陈有庆还发表了致辞。他说，国际潮团总会恪守“敦睦乡谊、弘扬文化、促进工商、服务社会”的宗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会也从最初的单纯联谊性质，逐步地充实其内涵，扩展其服务功能，文化、科技及经贸全方位发展。在致辞中，陈有庆也提出对年会未来发展的期待，他希望继续发扬潮人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总会这一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支持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海外乡亲的居住地和中国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爱国爱乡，心系桑梓

▲陈弼臣、陈有庆父子通过香港盐业银行寄至汕头的银款凭证（林庆熙供图，来源：汕头橄榄台）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收藏着陈弼臣、陈有庆父子通过香港盐业银行寄至汕头的银款凭证三十张。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陈弼臣、陈有庆父子多次为其亲人寄送侨汇。

　　陈有庆先生的一生与故土中国、与故乡汕头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改革开放初期，陈有庆就曾陪同父亲陈弼臣先生回家乡考察。1981年，陈氏家族的盘谷银行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开启了在中国投资的序幕。1992年11月，盘谷银行汕头分行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汕头市设立营业机构，是盘谷银行在内地设立的首家银行。

　　同样在1981年，陈有庆等潮籍领袖在香港创办了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97年11月，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汕头举行，3000多名海内外嘉宾云集汕头，陈有庆先生也重回故土，参加盛会。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试验区的设立离不开陈有庆、谢国民、陈伟南等侨领和广大海内外潮籍乡亲的大力支持。

　▲陈有庆先生生前新闻视频

陈有庆先生

　　不容易，是我们大家的努力，拿到华侨试验区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希望有特别优惠的政策，给我们的金融行业到汕头来。

　　在2013年在汕头举办的第五届粤东侨博会上，陈有庆先生表达了积极推动家乡发展的热切初心。

▲陈有庆先生生前新闻视频　　

陈有庆先生

潮汕是我们的故乡，现在有了侨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信心更足，干劲更大，将全力参与和推动汕头，粤东振兴发展，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　

行走天下根在故乡

　　陈有庆生前在接受《汕头日报》记者采访时，曾深情地说，汕头人杰地灵，不仅拥有勤劳和灵活应变的人民，还有“海文化”的包容和胸襟，确实是一块值得投资的乐土。“汕头是东部的海边城市，发展在意想之中。80年代初，我父亲陈弼臣有了回家乡看看的愿望，并在庄世平先生的陪同下回到家乡，我是随行者之一。那次行程中我父亲捐资帮助家乡建设，这是家乡得到的第一批海外捐助。”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陈弼臣得知小学母校峡山学校年久失修，教学环境受到制约后，立即捐资新建峡山学校。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有庆和弟弟陈有汉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同样牵挂在心。

　　1999年10月22日，陈有庆回到家乡参加旅外乡亲金秋联谊会，回母校观光。当他获悉母校急需体育馆、图书楼和办公楼时，欣然表示捐资予以兴建。弟弟陈有汉在改革开放后，也曾携全家重回故土。1987年，陈有汉为母校聿怀中学捐建综合教学楼“有汉楼”一座；1990年又捐赠聿怀中学教育基金会200万株，并担任聿怀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和旅泰聿怀中学校友会荣誉理事长。此外，他还捐资100万元，助建汕头潮汕体育馆。